伯南克将再度失望

　　面对如此暗淡的全球经济前景，世界各国负责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有什么高招？今年8月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议清楚表明：世界最强大中央银行之货币政策看来已经弹尽粮绝。

　　伯南克“黔驴技穷”矣，只好重施故技，宣布继续维持联邦基金利率“零水平”，增加购买长期国债，并对到期国债实施展期。

　　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目的，是维持长期国债低利率，期望借此刺激信用市场和真实经济复苏。

　　对于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走向，我的判断很简单：伯南克将再度失望。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真实经济复苏，却会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短期内真实经济看似是通缩，长期内全球性通胀已成定局。

　　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虚拟经济)创造中心的快速分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新现实”。不彻底改变宏观经济思维，我们就不能洞察经济运行的本质，就无法提出适当的经济政策。伯南克的美联储和全球其他中央银行，都应该认真检讨他们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了。

　　“定量宽松”是错误决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跑不到真实经济里面去，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一部分在全球金融货币市场(尤其是债市和衍生金融市场)自我循环，一部分跑到大宗商品市场，一部分以热钱形式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市场，特别是楼市和股市。

　　除了美联储外，欧洲和日本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如何？除了继续维持低利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外，再没有其他妙计。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扩大之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没有空间了。

　　纵观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经济政策，皆面临三个“两难困境”。一个是财政政策上：持续大规模财政刺激(也就是继续扩大赤字和债务)之需求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持续上升之“两难”。第二是货币政策上：持续维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避免资产价格泡沫、抑制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防止虚拟经济暴涨之“两难”。第三是汇率政策上：渴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来刺激出口与打击外汇市场投机、避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期望全球贸易稳定增长之“两难”。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势美元来支持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希望欧元贬值来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银行干脆大规模入市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好一幅“以邻为壑、竞相贬值”之乱象！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希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怎么做得到呢？矛头齐指人民币汇率，岂不是缘木求鱼乎？

　　全球经济政策为什么会出现三大“两难困境”？经济政策之困境乃是过去40年人类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错误长期累积之后果，亦是教科书之宏观经济理论思维无法解释当代世界经济现实、无法提出任何切实可行之政策之生动证明。

　　多年前，我已经清楚认识到今天大行其道的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即所谓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或IS—LM模型，其逻辑基础有重大缺陷，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全球经济。那时我就开始构思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尝试用新的逻辑架构来分析全球经济。这一模型对伯南克首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如下明确结论：

　　以伯南克式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从最根本意义上是错误的策略。

　　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剧烈之人群，是收入相对微薄之普罗大众，他们之真实需求急剧下降，导致真实经济急剧衰退和萧条。伯南克式的定量宽松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刺激的信用，极少可以到达低收入大众手中，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流入富裕阶层和大金融机构、投机或投资机构手中。易言之，政策所释放的货币和信用，可以非常方便地刺激投机性需求和虚拟经济，各种金融资产之价格快速上涨，真实经济却持续萎缩。

　　因此，挽救金融危机之正确策略既不是凯恩斯式的财政赤字开支(除非财政开支通过转移支付成为普大众真实收入)，更不是伯南克—弗里德曼式的货币扩张，而是提升大众真实收入，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大力扶持消费信用、大量发放消费券，甚至开动直升机将钞票撒到低收入的老百姓手中。这是借用伯南克的著名比喻。然而，伯南克的直升机将钞票撒错了地方，他撒给了富裕阶层和各种金融机构。

　　我欣慰地注意到，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在几本著作中强调的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全球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长期通胀预期等诸多重大问题，与我所说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三大“两难困境”，殊途同归，理趣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全球失衡再定义

　　思维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全球失衡的重新定义。

　　美国政府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定义为全球失衡，并据此开出压迫人民币升值和鼓励汇率浮动之药方。然而，依照我的“信用体系—虚拟经济—真实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或人类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失衡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全球经济整体来看，是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严重背离。其二、从全球经济结构来看，则是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的严重背离。

　　全球失衡集中体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快速分离。制造业中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移到亚洲，重心又是中国，货币金融中心却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控。易言之，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全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学军先生在新作《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发展战略选择》中，抓住了全球经济政策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财政赤字及巨额债务问题，而中国则存在一个社会流动性过剩及如何有效管理的问题。只有中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相信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如何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注重和搞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之各项具体措施，切中要害，纲举目张，令人钦佩。

　　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背离，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背离，是今日全球经济的基本模式，是过去40年人类经济出现的奇特历史现象，史无前例。它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一切重大宏观经济难题的总根源。

　　一个最基本的后果是，西方经济体系里的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规模急速膨胀，愈来愈大，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形成一个自我膨胀、自我循环的体系。

　　同时，真实经济和就业率始终维持低水平。整个经济的投机赌博气氛非常浓厚。然而，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极度不稳定的体系，其运行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有风吹草动，可以瞬间崩溃。

　　虚拟经济一旦崩溃，虚拟财富就快速缩水，人们的预期从极度乐观转为极度悲观，金融机构、实体公司和家庭个人全部被迫“去杠杆化”，消费萎靡，投资不振。虚拟经济呜呼哀哉，真实经济雪上加霜，衰退和萧条几乎就是自然规律。大幅度扩张货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无效，因为无论货币怎么泛滥，它都无法帮助金融机构、实体公司和家庭个人修复资产负债表，无法帮助他们完成“去杠杆化”过程。更重要的是，货币泛滥解决不了西方早已根深蒂固的经济社会结构僵化难题，譬如人口日趋老化、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完全刚性、政府赤字居高不下、整个社会债台高筑。后者才是制约真实经济增长最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