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任何正常标准衡量，金融危机以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是个可怕的失败。的确，我们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但是，我们花了六年多时间，就业率才重新回到了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水平——我们原本应该在这些年间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岗位，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长期失业率仍然几乎是2007年的三倍；往往背负着大学贷款的年轻人则面临着十分不确定的未来。
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最近发表了一本名为《压力测试》（Stress Test）的书，讲述了他的经历。这六年间，有四年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总体而言，他认为自己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他的这种自我肯定并非独一无二。可供欧洲政策制定者吹嘘的成果更少。在欧洲，就业基本没有任何起色，而且还有好几个国家其实正处于萧条程度的困境中。不过，他们也在自我褒奖着。
面对客观上如此糟糕的记录，怎么能够感觉良好？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因为人的正常倾向，去找借口，去辩解自己已经做出了各种局限下的最大努力。而且，盖特纳的确可以把许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归咎于共和党“焦土政策”式的阻挠。
然而，还存在一些另外的情况。在欧洲和美国，很大程度上主导经济政策的是这样一种隐含的口号：“挽救银行从业者，就挽救了全世界”——也就是说，恢复了金融体系的信心，经济繁荣就会随之而来。政府采取的行动的确已经恢复了金融信心。不幸的是，我们依然在等待许诺中的经济繁荣。
盖特纳的书用很大的篇幅对美国的金融救援进行辩解。他视之为重大成功——如果将金融信心本身当作目标的话，这的确是一种成功。雷曼兄弟破产后，信贷市场曾一度举步维艰，但在盖纳特当政的第一年里，情况就大体恢复到正常水平。股指出现反弹，而且创造了新高。就连次贷抵押债券——曾经毒害金融体系的臭名昭著的“有毒废物”——最终也恢复了绝大部分的价值。
由于这种金融复苏，救援华尔街的行动最终甚至没有花费纳税人多少钱：复苏后的银行有能力偿还借款，而政府得以售出股权，还获得了利润。
然而，实体经济的反弹体现在哪里？工作岗位又在哪里？看起来，仅拯救华尔街还远远不够。原因何在？
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的一个理由是，美国政策过早地“转向”，将关注点从就业转到预算赤字。盖纳特否认他对这种转向负有任何责任，反而宣称：“我不属于紧缩派。”按照他的说法，面对共和党人的反对，奥巴马政府已竭尽所能。这种论调与独立报道相左：在这些报道中，盖特纳曾嘲笑，财政刺激是不会产生长期效益的“糖果”。
然而，财政紧缩并非经济复苏如此令人失望的唯一原因。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地产泡沫的遗留问题——巨大的家庭债务负担——对经济构成严重拖累。可以说，即使不经过国会批准，奥巴马政府本也能够采取多种措施来减少债务负担。但是，它却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支出为此拨付的专向资金。为什么呢？根据许多说法，最大的障碍在于，盖特纳始终反对减免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这可以理解为，他全力支持救援银行，但却反对向普通家庭施以援手。
《压力测试》中强调，任何合理规模的按揭债务减免都不可能对经济有多少促进作用。然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阿蒂夫·米安（Atif Mian）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刚刚出版了新书《债务屋》（House of Debt），其中的观点与之大相径庭。米安和苏菲在博客中指出，盖特纳在这个问题上的计算错得离谱——是数量级有误——在量化债务在阻碍支出方面的作用时，他赋予债务的权重远远低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共识。而且他还没有考虑到，止赎事件大幅减少本可能带来的更多好处。
说到底，对2008年以来的经济政策的描述一直带有惊人的双重标准。不良贷款必定涉及借贷双方——如果说借款人不负责任，那么向他们放款的机构也是不负责任的。可是，危机袭来时，银行从业者犯了错误能毫发无损，而普通家庭却要承担全部后果。
事实证明，拒绝帮助负债家庭非但不公平，而且也对经济极为不利。华尔街又回来了，整个美国却没有，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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