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在升值的路径和时点选择上主要应以中国自身情况为参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期至今人民币汇率回到了事实上的钉住美元制。随着中国经济有可能率先走出衰退,人民币升值之声再次响起,在西方世界,由于美国的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很强,欧元区还依然在债务危机中蹒跚不前,急于转嫁风险,或让中国在复苏的道路上等一等,要求人民币新一轮升值的呼声多了起来。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在升值的路径和时点选择上主要应以中国自身情况为参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并适当考虑外围经济体的反应。 首先,给全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人民币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将会处于一个缓慢的上升通道之中。长的时间范围来看,升值无须置疑,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经济体中,无疑是主要的“带头大哥”,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支撑我们的货币走强。经济发展给货币升值以强力支撑,这是给世人一个明确的预期,但这个道路是漫长的,甚至或是曲折的。 其次,政策上的推进要合理,循序渐进的小步缓慢推进是一个合理的路径选择。另外一个极端的选择,正如《金融时报》载文说,如果人民币升值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日本经济规模的两倍,是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这也许是人类史上最牛的泡沫了,要当心这种捧杀。 另外,这次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深重灾难,欧元区依然还在泥泞中痛苦前行,给中国带来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中国虽然是贸易大国,但又是一个典型的货币小国,危机来临,美欧借助其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竞相转移其危机损失。记得OPEC历次面临美元贬值,其石油美元储备大幅缩水时,都会动用原油价格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通过石油涨价迫使美国政府保持美元的稳定。我们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我们提出的非主权货币的构想实际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它的可行性。 人民币国际化也许是免被征收美元铸币税的唯一选择。但一国主权货币要走向国际化是各种综合因素的结果: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本国的政治军事稳定等。单从货币职能上讲,必须使该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三种职能:计价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备;对应的国际货币形式由低到高依次是: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 2008年底以来,中国内地与韩、港、白俄、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签订总值6700亿人民币互换协议,2009年7月6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9月28日,中央政府在港发行60亿人民币的国债。这一系列的举措实际都是在履行结算和投资货币的尝试,在结算和投资的间隙,人民币短期履行了储备货币的职能。 要使人民币在将来成为储备货币,必须对持有者有吸引力,不但要有稳定的预期,甚至还要有升值的预期,境外居民自愿主动持有就是最大成功。所以在各信用储备货币长期贬值趋势之下,人民币的缓慢升值或能形成强烈的对比。信用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不被侵蚀也许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国要利用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和预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同时,尽快培育海外人民币回流的资本市场,要让国门之外持有者不但感到持有人民币稳定放心,还要让他们有投资增值的渠道,做到储备放心,投资顺心。 短期内要顶住升值的压力,要把人民币国际化放在国家战略的首列,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无论美国的政府出面也好,还是国会施压也好,抑或是这次的新面孔,相关学者的说教也好,我们要保持理性、认清主线,让叫嚣者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现期内,要保持国家经济政策平稳和经济发展的平稳,审慎选择政策工具,同时保持高度克制,耐心与相关经济体沟通,“广场协议”产生的前提是日美产品的高度雷同,而现阶段中美贸易是严格意义的互补贸易,是双赢的行为。一方面,这些低端产品,即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会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口;另一方面,即使中国的净出口降下来,中国的经济也会保持高增长,特别是在全面启动内需之后,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构成来源就能说明问题。 顶住压力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币的升值要选择正确的时点和适度的量值,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磨合,以及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都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走强,所以人民币走出国门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好钢用在刀刃上,让人民币升值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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