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美国政府次贷危机应对政策

　　继美国财政部于9月14日发表报告称“将逐步解除应对危机的政策”后，达拉斯联储首席执行官费舍尔(Richard Fisher)9月29日表示美联储“有必要退出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危机发生两年后的今天，是否真的到了应当解除危机应对政策的时候，或许人们可以从对这些政策本身的思考中寻找到答案。

　　在美国，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是次贷危机应对体系的核心成员，辅助它们的是证监会和存款保险公司等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重大政策经参众两院通过后实施，由专门委员会以定期举行听证会和发布报告的形式来监督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相关机构特地建立了多个信息披露网站。此外，美国政府还设立了与世界各国协调、合作应对危机的机制。

　　在上述危机应对体系内，随着危机的演进，美国政府各种应对政策层出不穷。通常可以依据时间顺序将这些政策逐一列出，也可以将它们归类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这里笔者按照应对政策的目标对象，将其归纳为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救助受危机影响的家庭。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房贷违约率的攀升，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购房家庭，也为了切断违约攀升引发的连锁反应，美国政府出台了多个房贷救助法案。这些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延长房贷还款期限，改浮动利率房贷为固定利率房贷，将每月还款额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及直接减少还款本金等。在救助受困购房家庭的同时，对受危机影响严重的低收入家庭，美国政府也以直接邮寄减税支票的方式给予一定的帮助。但是，由于前期房市泡沫过大导致房价不断下跌，使得房贷救助计划效果有限，而减税的效果也多被同期物价上涨所抵消，不过这些政策却对稳定美国家庭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稳定金融市场。次贷危机发展的一条核心线索就是美国金融市场资金融通不畅，甚至枯竭。为此，美联储先使用降息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向市场注资，但效果有限。在传统政策操作空间将尽之时，美联储扩张了资产负债表规模，以创新性手段来拓宽注资对象和可接受的抵押品种类，同时采用以高流动性国债置换金融机构持有的低流动性证券等方式来稳定市场。此外，为了维护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一起剥离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协助消减金融机构负债，并为几乎所有新增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直至最终接管受困金融机构等。在世界各国相关救市政策的协助下，随着诸如雷曼倒闭这样危机风险不断地自我释放，上述政策的实施增强了市场信心，有效地稳定了美国金融市场。

　　第三，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次贷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制度上存在很多的问题。随着危机的发展，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纠正。例如，投资银行向金融控股公司的转变，使得未来这些机构的运作更加透明。有些问题只是得以缓和。例如，美国政府限制了被救助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但随危机好转，受救助金融机构逐步偿还救助资金后，这些薪酬限制正不断被削弱。而更多的金融制度改革只是处于方案阶段。例如，对过度金融创新和高财务杠杆率等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如何赋予美联储更大职权对其进行监管；如何建立危机中大型机构退出机制，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倒闭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还有针对影子银行体系、评级机构和复杂衍生品的监管等。这些金融制度问题都被认为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但对其的改革还有待推进。

　　第四，维持经济长期发展动力。次贷危机很快就从金融市场蔓延到美国实体经济，为此美国政府在直接救助诸如汽车行业等受困实体的同时，也通过减税、增加基础设施和教育科研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针对美国长期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以及非金融企业发展相对弱小等现有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隐患，大力推行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新能源计划、医疗改革，以及购买美国货、督促贸易盈余国货币升值等政策，来建立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可持续和均衡增长路径”。然而，这些政策不但在美国国内推行缓慢，在国际领域内，也因政策内容的不完善，甚至不正确引发了众多争议，从而使得这一“奥巴马新政”也多处于方案阶段。

　　事实上，救助受危机影响的家庭和稳定金融市场的政策都带有应急性特征，而应急性往往使得这些政策具有副作用。救助购房者和低收入家庭是危机时的特别手段，其受益面窄，特别是救助购房者还受到了公平与否的质疑和指责，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购房者应为自己的购房决策负责。相对而言，相关稳定金融市场政策的副作用会更大一些。例如，美联储创新性地注资金融市场而不断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可能引发日后的通胀；财政部为给美联储融资而大量发行国债也许就埋下了未来流动性风险的隐患；而接管“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则显然存在道德风险。正是因为应急政策具有这些副作用，一项完整的应急政策在推出之时就应考虑到如何适时、平稳地退出。可以说，这些政策的适时退出与其及时进入一样重要。

　　与应急性政策相对应，金融制度改革和维持经济长期发展动力的政策具有变革性，不过其推进速度缓慢，特别是这些变革性政策本身是有待改善的。变革性政策收益更多是在未来，然而眼前的成本却很大。正如前美联储副主席布林德(Alan Blinder)所说：“变革必然会遇到现有制度造成的顽固既有偏见和强大游说势力的抵抗”。而进一步探究阻力来源，则是这些变革性政策本身也多存在争议。例如，加强金融监管如何才能与维护金融创新相协调？如何才能保证金融制度改革具有前瞻性？另外，变革性政策的争议还在于其经常忽视问题的实质。例如，“奥巴马新政”强调的“可持续和均衡增长路径”指出了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但其忽视了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正是美国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受约束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此，其提出的购买美国货、贸易盈余国货币升值等具体方案不但有失公允，还不得解决问题的要领。其实，金融经济危机在美国历史上不断地周期性出现，就与变革性政策推出的迟缓和不彻底，以及这些政策本身的不正确密切相关。

　　因此，在危机好转迹象频出的今天，如同大病初愈的人一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仍然需要一个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环境。在此基础上，带有副作用的应急性政策应该适时、平稳地退出；意在铲除危机根源的变革性政策则应当正确、及时地推进。而如何退出，怎样推进，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