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多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在6000多点。6年前,上证指数也在6000多点。现在道指已经突破17000点,而沪指却回到了2000多点,两者差距悬殊。但实际上在过去的5年中,美国经济并没有像股市表现得那样出色,GDP增长仅在2%左右;中国经济在这一段时期保持着8%左右的快速增长,而股市却一直低迷。 那么股市和宏观经济并无必然联系?巴菲特在1999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从1964年到1981年的17年间,美国GDP增长了373%;而道指在1964年12月31日是874.12点,17年后的同一天是875点,几乎持平。虽然时间久远,但这篇文章仍然充满了投资的智慧,一点也不过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巴菲特的解释。 这篇文章与美国投资者的长期收益相关。巴菲特一向坚持长期投资策略,但即便是以耐心著称的他也不觉得市场向前迈了一步。巴菲特认为,股票投资者都对股市抱有太高的期望。要想解释其中的原因,必须从股市整体出发。他明确表示,虽然会涉及到股市的整体水平,但不会预测大盘走势。对市场进行评估和预测市场发展之间没有一丁点联系。实际上很多时候市场会偏离价值,不过早晚也会向价值*拢。 在之前的34年,我们看到了熊市和牛市惊人的对称,在1964到1981年第一个17年间道琼斯工业指数:1964年12月21日874.12点、1981年12月31日875.00点。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实:在同样的17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即美国国内所有交易的总和)几乎变成了原来的五倍,上升了约370%。在另一种衡量标准下,《财富》五百强公司(当然,公司组成不断变化)的销售总额变成了原先的六倍多。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几乎没动。 “投资”的定义很简单却常常被人忽略:投资就是现在投入本金以便将来拿回更多的钱(当然是刨去通货膨胀之后的“更多”)。要想理解上述原因,可着眼于影响投资价值变化的两个因素之一:利率。利率就像万有引力影响着物理世界一样操控着金融市场。利率越高,向下的作用力越大。这是因为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直接与投资政府债券可以得到的无风险利率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其他的投资产品的价值就会下降。反之,利率下降,其他投资的价格上升。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今天投资者应该为明天得到的一块钱付多少钱,只能先参考无风险利率。 每当无风险利率变动一个基点,即0.01%,所有投资的现有价值都会变化。这种关系在债券市场表现得尤其明显,债券的价格几乎只与无风险利率有关。股票、房地产、农产品等资产的价格与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有关,因而利率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仍像万有引力一样影响着资产价格。在1964到1981年间,政府债券利率大幅上涨,从1964年底的4%上升到1981年末的15%。利率的上升压制了资产价格,也就解释了经济增长而股票市场停滞的现象。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转变。你可能还记得保罗·沃尔克刚当上美联储主席时是多么不受欢迎。但是他的英雄事迹在于大幅度削减通货膨胀率,引起利率水平大幅下降。假设你买了100万美元1981年11月16日发行的收益率14%的30年期美国国债并用每年的利息购入同样的债券,到1998年底,长期政府债券利率为5%,这时候你的回报是8181219美元,年化收益率13%还多。这可比历史上大多数17年股票带来的收益率都高,对于国债这样传统的证券来说,可谓一个巨大的成功。利率的下降将股市推高,你如果在1981年11月16日投入100万美元到道琼斯股指并且将股利全部再投资的话,到1998年12月31日,你将拥有19720112美元,年化收益率19%。这比历史上任何一段17年时期的收益率都要高。 影响投资价值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公司的税后利润。公司利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1929年达到顶峰,此后逐渐下降,在1982年触底,只有3.5%。当时的投资者们面临着两个坏消息:公司利润不景气与超高的利率。此时,投资者们又一次展现出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恶习:以当前的情况预测今后的市场。就像行车时只看后视镜不看前方一样。他们对未来失去信心,觉得利率会保持在高位而公司利润也会停滞不前。即使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原来的五倍,他们仍然将市场定位在17年前的水平。在1982年后的17年间,经济虽然没有像原先一样迅猛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变为了不到原先的三倍。但是利率开始下降,随着沃尔克政策的影响逐渐消退,公司利润也开始增长。 以上两个基本面因素的变化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981年起的17年间上涨了几乎十倍,从875点到9181点。此间,市场心理也在悄悄起着作用。当牛市来临,并且发展到不管采取什么样投资策略都赚钱时,更多的人便会涌向股市。这时候利率和公司收益便不再起作用,而是投资者不甘落后的心理在主导市场。 有了过去这17年的经验,很多投资者都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愿景。潘恩·韦伯公司和盖洛普公司的联合调查显示,拥有五年以下经验的投资新手预期未来十年的投资收益率达22.6%,而拥有20年以上经验的投资者则预期12.9%。巴菲特认为,从价值决定性因素来看,12.9%仍然是个太高的目标。如果投资者想要在未来17到20年间从市场上获取可观的回报,以下三点至少出现一个。 第一,利率必须达到更低的水平。如果政府债券利率从现在的6%下降到3%,仅凭利率的作用就能使投资价值翻番。如果你觉得利率水平会像日本之前那样跌到1%,那你就应该采取杠杆操作:投资股票期权。 第二,公司利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必须上升。有人曾经说纽约的律师比人口还多,可能也是这些人相信公司利润会比国民生产总值还大。公司利润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比GDP增长得快,这在数学上是讲不通的。在巴菲特看来,如果你觉得公司利润占GDP水平能维持在6%,就是非常乐观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竞争。另外一个是公共政策:如果公司投资者想分享越来越大的一块经济的蛋糕,其他群体吃到的就越来越少。这势必会引起政策上的问题,蛋糕的重新分配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合理的假设下,GDP每年以5%速度增长,3%的实际增长速度加上2%的通货膨胀。这将是投资回报的一个限制因素——远远小于12%。如果投资回报维持在5%以下,那么资产价格在长期也不可能以高于5%的速度增长。 第三,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即使在其他投资者举步维艰的时期都相信自己是一个赢家。这个想法在信息革命之初极具诱惑力,你的经纪人会告诉你,只要买蓝筹股然后坐享其成就好了。巴菲特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着眼于本世纪初两个改变世界的行业:汽车和航天业。首先是汽车行业:历史上曾经有过2000多家汽车制造商,你可能会说:“如果当时预见到汽车行业带来如此大的社会变革,就赚大发了!”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行业格局究竟怎样呢?除了卡耐基公司还在坚持之外,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只剩下三家。没错,汽车行业是造成了巨大的商业变革,但却没有像投资者预期的那样带来巨大的收益,反而是亏损。其实有时候挑选行业的失败者比较容易,当汽车行业开始兴起,你仍然发现挑选出今后能够盈利的企业非常困难。但当时有个非常明显的选择:做空马匹。1900年美国有2100万匹马,然而到1998年就只有500万匹了。 另外一个带来社会变革的行业就是航空业,前景如此光明让投资者垂涎。巴菲特查到了1991年到1993年间约200家的飞机制造商,只有几家现如今还在营业。在过去20年间宣告破产的129家飞机制造商名单中,大陆航空荣登榜单两次。实际上,1992年的时候,美国的航空公司成立以来的利润为零。早知如此在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第一架飞机的时候就应该把它打下来,省得投资者以后亏钱。 还有其他一些很辉煌但没有给投资者带来盈利的行业,如电视、收音机制造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我们能从中学到的教训是:投资的精髓不在于某个行业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变革,或是有多大的发展潜力,而在于单个公司是否能保持竞争优势。那些准入壁垒高的行业或者公司,才能在长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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