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猜想

　　弗格森的“中美国”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中美国（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但是中国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的确,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还只能抵上美国的70％;简单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对等的。

　　“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总结为三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的工厂获得了巨大贸易,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稳定。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那么,现在世界经济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失衡到危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搜索下,理论上可以使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恶化。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因此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全球化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因此,本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成长率落到了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然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然有强烈的信贷杠杆的刺激,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动力的疲弱。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讲是金融自由化。

　　美国人希望的最理想状态:货币通胀和资产通胀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中国是最佳的通缩输出国。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工成本/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降低。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中国又是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可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开始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构成物价通胀的核心。随后:1.利率的升高,使得资产价格下跌;2. 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美国的负债问题就遭到了彻底的暴露;3. 美国负债问题的暴露,使得银行坏账增加、信贷冻结,消费能力随之开始大幅下滑;4. 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大的影响,国内就业压力大幅增加,内需进一步走软。

　　再平衡的方向是“再工业化”

　　失衡终至危机,那么,再平衡的方向在哪里呢？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全球经济做减法,美国需求做减法,中国产出做减法:全球经济要彻底改变依赖美国信贷消费模式,这意味着要发生大的经济倒退。现在看来所谓“消费者去杠杆”是一个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平衡。“消费者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率。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家庭储蓄率在提高,但负债率却不降,因为被动储蓄→消费↓ →企业利润 ↓ →失业↑ →收入↓,负债率（负债/可支配收入）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