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全球失衡不能单*货币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异常复杂的价格形势。全球实体经济的通缩与虚拟经济的资产价格膨胀并存是今年以来出现的新趋势，这不仅给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也给我们治理危机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运行，定价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信号装置。近20年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格局之变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全球价格体系的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两大价格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失衡，特别是全球价格体系的错误定价制造了经济的“乱象”，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资源的错配。价格扭曲必然导致价格体系的失衡和经济扭曲，价格体系所包括的货币价格、资源价格以及资产价格的扭曲和迷失都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从而引发全球性危机。

 　　全球各种价格通过结构关联和传导机制演变为一个风险链条。国际分工渠道、国际贸易（国际收支）渠道以及国际金融渠道，全球主要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及其衍生品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的波动特征出现极强的相关性，股指-黄金-石油-美元（美元指数）的波动关系形成全球价格波动的标示性信号，凸显出全球金融周期的同步性。价格波动改变了各类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从实际产出、消费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价格失衡影响全球生产与消费结构。近年来，美国过度消费是建立资产价格泡沫基础之上的。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最终使亚洲国家制造品更容易出售，从而也带动了亚洲制造企业高负荷生产。而欧洲资本、石油美元和亚洲贸易美元等参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角逐，一方面弥补了美国贸易赤字，另一方面使这种相互依赖的游戏持续下去。

　　然而，这种建立在资产泡沫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繁荣，具有不稳定性，且最终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必然破裂，而伴随资产价格破裂的将是全球经济的放缓和衰退。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得以维系主要依赖于货币推动；为延缓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货币当局和市场市场自身通过金融工具产生了更多的流动性，以维系这种泡沫。

　　价格失衡影响全球贸易分工格局。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了被动地接受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所传导出来的通胀风险外，自身也内生着诱发经济通胀的风险。一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制造圈）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要素价格管制措施。在发达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尚不严重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和扭曲的比较优势作用下，对发达市场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所带动的通胀上行苗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保障了全球经济度过了几年失衡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年代。但随着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飙升，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对要素价格管制形成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变得难以维系。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产业升级的情况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要素价格的逐渐理顺，全球通胀的抑制因素开始逐渐消失。

　　价格失衡影响全球收支体系。从国际收支渠道看，通过贸易逆差渠道输出美元，在黄金非货币化的条件下，意味着对本国（美元输出国）实体经济的需求减弱和对本国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资产）的需求增大，这将导致本国（美元输出国）制造业外移和经济的虚拟化，并通过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这类高增长性低端生产者进行国际生产分工，将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输入到这些后发国家，造成全球收支体系的重大失衡，为全球性危机埋下种子。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失衡发展和经济虚拟化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传统全球经济运行的表现形式和结构。当前，物价稳定与资产价格稳定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价格“乱象”成为当前挑战全球危机治理的最大敌人，货币政策也处在“进退维谷”之中，然而危机的治理绝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它需要打破现有的国际定价权体系和全球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包括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如果这些失衡没被打破危机很可能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