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加快金融创新扩大内需

　　一位金融学教授在原定“中国应该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中国股市如何发展”的主旨下,却大谈儒家文化,你可能认为他跑题了;当在严谨的学术报告上打出“妾的交易价”这样的字眼,你可能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吸引眼球甚至哗众取宠的方式,但当你与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交流过后,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原来这也属于金融,这也是金融发展的结果。

　　当国内刮起“货币阴谋论”的旋风之际,陈志武却在其新书《金融的逻辑》中冷静地分析“货币阴谋论”的不科学之处。已经与金融经济学接触二十多年的他,善于用夹杂着美式幽默的大白话,说古道今,慢慢讲述着金融的逻辑。10月中旬,机缘巧合,陈志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如果说,金融证券品种发展不发展,最终不仅仅影响到GDP的增长快不快,而且影响到我们到底娶什么样的媳妇,嫁什么样的丈夫,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和个人尊严,那么,“发展金融是中国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点应该更容易让人接受。

　　陈志武一再强调,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尤其是现在,中国需要加快金融创新来扩大内需。

　　记者:很多人还会认为,金融是关于钱的事,只存在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活动当中。在你看来,金融到底是什么？

　　陈志武:金融是一种思维,更是一种资源的配置,其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

　　简而言之,金融对于个人来说,就是缩小“未来钱”和“现在钱”的差距,帮助个人按照自己“一辈子”的收入,而不只是按照过去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和投资。

　　记者:你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很喜欢从中国的儒家文化谈起？

　　陈志武:从古代文化看,金融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贝钱,在宋代还发明了纸币,以至于马可·波罗在13世纪来到中国时,他对于中国认纸为钱十分惊叹。但为何证券类金融自700多年前开始在西方发展,而不是在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社会出现？

　　金融的发展与交易信用密切相关。在中国,儒家以“三纲五常”划分等级,其相配套的文化价值的基础单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我们说儒家文化抑商,其实还是儒家只认血缘亲情,排斥“家”之外的经济交易。

　　而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例如住房按揭贷款,这项工具的出现,使年轻人可以用自己未来工资和其他收入折现,自力更生买房、结婚,而父母将积蓄买养老保险、基金,这样家庭内部的关系就不以金钱交易为主,而更侧重感情了。而金融证券的发展对于个人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摊平一辈子的消费水平,让我们不至于一会儿挨饿,一会儿钱多得无处可花。

　　记者:这与现在质疑的美国超前消费模式相关,金融危机的发生,不就是对这种借贷消费支撑的经济模式的挑战吗？而中国自古信奉的就是储蓄模式。

　　陈志武:历史已有定论。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比如当时中国明朝国库藏银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了）,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如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以及意大利各城邦国家。

　　结果显而易见,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27万亿美元,其他外汇储备多的国家和地区,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与昔日的存金藏银似乎相似。而中国发展的关键,要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还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所谓“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

　　记者:你一贯认为,中国需要加快金融创新。

　　陈志武:是的。如果希望依*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出口来拉动增长。

　　美国的消费驱动型模式在这次危机后不会改变,只是程度上会收敛,但中国今后恰恰需要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来代替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

　　在今天的中国,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会要求男朋友有房子、汽车,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样农村出生长大的小孩,尽管也许有才华,未来前景也好,但如果没有按揭贷款,我们怎么和那些家庭背景更好的年轻人在恋爱市场上竞争？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每次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对于中国,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建设性地去跟踪、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崛起帮助无穷,而不是得出错误的结论,强化“国进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