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杰夫.代尔4月4日撰文，要衡量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标准之一就是当前对其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角色的重大期望。 自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引发全球经济陷入更广泛衰退以来，许多人开始指望中国来拯救世界。 中国经济的扩张速度如此之快，以至如今在平常年份，其对全球产出增长的贡献已经和美国相似。因此，很多人认为在这场危机过后，中国将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毋庸置疑的火车头。 此外，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仅有足够的稳定机制来经受危机的打击，还可以为恢复国际经济的努力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些期望只实现了一部分。中国在国际金融外交领域承担起更具决定性的角色，但并不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希望它所扮演的角色。 面对希望中国能拿出一大笔资金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的要求，中国转而提出了用一种新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建议。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抗跌能力也不像许多人预期的那么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增长接近于零，而今年2月份出口下降了26%。 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反弹，但少数人开始怀疑：危机的真正受害者，或许并不是美国和英国等过度消费的国家，而是中国等过度生产和过度储蓄的顺差国家。 在20国集团(G20)峰会的准备阶段，中国基本保持低调，直到峰会开幕之前一周，中国政府才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论文中，呼吁用另一种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 在一篮子货币和大宗商品的基础上设立一种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最初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二战后提出的。周小川认为，维持现有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代价要高于收益。 对该提议的普遍关注，应该能让中国在改革金融体系的争论中得到核心角色，但这篇文章或许还抱有短期战略目的。 在周小川发表上述言论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一直处于守势。尤其是，中国政府承受着压力：外界要求其从庞大外汇储备中，拿出大笔资金捐助IMF。但这种观点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对。许多人辩称，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中国只应象征性地借给IMF一笔款项。“如果我们这么做(借给IMF一大笔资金)，看上去就会像是穷人在援助富人，”他表示，中国公众不会容许这种做法。 中国官员表示，他们难以承诺拨出大笔新资金援助IMF，尽管反对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有所缓和。 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国内高储蓄率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因素向世界注入了过剩流动性，促成了危机的形成。 与此同时，在国内，中国政府也因累积巨额外汇储备而受到抨击，许多人开始质疑中国是否应该借给美国那么多钱。 发起有关美元储备地位的辩论，虽然在短期内难有成效，但或许有助于推动G20将讨论重点重新转回美国。 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的挑战，比6个月前许多人所想的要大。 在经济学家中，主流观点仍然是：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相当强劲的反弹。他们指出，近些年，净出口仅占中国GDP增长的10-20%，这表明出口暴跌不会摧毁整体经济增长。 他们表示，去年中国经济大幅放缓，并非由于全球放缓，而是2007年底政府因担忧经济过热而实施的国内政策所致。当局不仅已放弃了这些政策，还施行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重振经济。 中国也未遭受到美英目前面临的、由金融过度行为引起的那种后果。在全球各地银行陷入瘫痪之际，中国国有银行正大举放贷。 “我们必须强调，早在美国陷入衰退、中国出口增长大幅放缓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开始放缓，这是一种有意为之、自己造成的放缓。”里昂证券(CLSA)驻上海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Andy Rothman)表示。 信贷激增和即将落实的巨额基础设施开支，将“导致下半年经济增长大为转强，包括消费开支保持平稳，住宅销售持续上升”。 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较为乐观的预测，低估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紧密联系。中国贸易相关行业近年来呈爆炸性增长。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表示，2001年至2007年期间，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0%劲升至36%，推动了近年中国经济的“涡轮增压式”增长。 美国消费泡沫与亚洲(尤其是中国)企业的生产泡沫息息相关。 “外需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促成了国内投资和消费繁荣，”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黛安娜.乔伊列娃(Diana Choyleva)表示，“美国国内需求长期、大幅的下滑，将破坏中国的增长模式。” 假如中国经济扩张来自外需的动力远大于数字所显示出的情况，那么，要使经济恢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政府所要做的，就远不止实施一次性的财政刺激措施。 一批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政府不应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重振重工业上，而应采取更大胆的举措，推动服务业自由化，刺激国内消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进行直接刺激国内消费的改革，即使今年经济在财政刺激措施推动下出现复苏，也将只是昙花一现。此外，如果基础设施支出最终导致工业过剩产能增加，可能加剧贸易紧张形势。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迫使国只能依赖出口来吸收巨大的过剩产能。”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在当前危机中所扮演的并非火车头的角色，而是必要的再平衡过程的一方，这一过程包括美国在内。近日见诸报端的“世界复苏有赖于中美合作”(Recovery Rides on the G-2)一文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中美两国必须解决全球失衡的“根源”：“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他们表示，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加强社会保障和实现服务业自由化。“世界各经济体要实现复苏，这两个经济大国必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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