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缩减QE趋势未改中国仍面临考验

　　美联储近期举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备受全球关注，此前市场几乎形成一致的预期：美国将缩减量化宽松（QE）力度。但最终会议的结果却让大多数投资者大跌眼镜，美联储仍将继续维持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暂时不削减QE3的规模。这一政策决议让前一阶段遭遇跨境资本外逃的新兴市场松了口气，资金流出总体放缓。但值得注意的是，退出QE仍是美国货币政策未来调整的大趋势，跨境资本或持续大幅流出新兴市场，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风险不可忽视。
　　
　　美国退出QE仍是最大变数
　　
　　缩减乃至退出QE，虽然并不意味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束，但也预示其将从前期应对危机的超大规模刺激政策向常规化政策过渡，这对美国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经济复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从美国国内来看，虽然美国经济复苏迹象趋于明显，但复苏手段主要依赖过度宽松的货币投放和房地产支撑，仍有不确定风险，退出QE使货币政策支持力度降低，可能引发经济增速下滑；从全球来看，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联储退出QE将收缩美元流动性，抬升市场融资成本，前期超发美元所进入的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将受到严重冲击。事实上，美联储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金融危机爆发前多次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行动，都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引发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国际收支失衡乃至债务违约。
　　
　　虽然9月份美联储宣布维持当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但美国缩减乃至退出QE是必然的趋势，未来资金或将持续大幅流出新兴市场。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估计，2013年和2014年新兴市场私人资本跨境流入净额将较2012年分别减少36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至11450亿美元和11120亿美元。
　　
　　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不可忽视
　　
　　前一阶段随着美国退出QE预期的不断增强，跨境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渐成趋势，虽然目前对中国经济及国内金融市场造成的总体影响有限，但未来一旦风险再次积聚和爆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又将被动承受本币贬值的压力，对于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挑战不可不察、不可不防。
　　
　　第一，国内金融市场可能再受冲击，经济结构性问题或进一步凸显。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金融市场较为稳定，而且受资本项目管制等影响，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债券等资产数量有限，但跨境资本持续流出新兴市场将对市场信心造成较大冲击，国内金融市场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在美国退出QE背景下，全球流动性环境出现的较大变化，也将在国内资金层面有所体现，经济增长中积累的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不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可能进一步凸显，对宏观调控与政策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跨境资本流动的自我平衡机制可能面临更大的考验。跨境资本从前一阶段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到近期迅速流出，及其对大多数新兴市场造成的严重冲击，反映了跨境资本较高的波动性与破坏性。目前流出新兴市场的资金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流入总量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如若未来资金继续大幅撤离，一场新的危机可能难以避免。近年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基本实现自主平衡，经济主体根据境内外利差、汇差等市场环境变化调整财务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流入。但如果其他新兴经济体在资金外流的冲击下陷入危机，中国恐难独善其身，届时跨境资本流动自我平衡机制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第三，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跨境人民币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跨境资本流动将更趋多样化、复杂化。特别是在美国退出QE背景下，跨境资本呈现流出新兴市场的趋势，前一阶段以虚假贸易等形式流入的资金又可能以相似，抑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方式流出，单纯用管制、堵截的方式，效果可能未必明显，甚至还可能破坏逐步形成的跨境资本流动自我平衡机制。只有坚持疏堵并举、以疏为主，建立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体制机制，才能实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
　　
　　为中国推进改革提供机遇
　　
　　首先，在美国退出QE背景下，跨境资本撤离新兴市场、流入发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也预示了可能出现的新机遇。中国应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继续坚持推进结构调整与改革转型，着手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夯实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在全球经济新格局形成过程中赢得主动。
　　
　　其次，从目前来看，资金流出中国的规模及造成的影响较为有限，风险总体可控。这事实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构筑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有效防线的重要时机，也为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流动性管理、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健全金融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动力。
　　
　　此外，近年来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强，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挑战，出口商品总额同比增幅明显下降。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资金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改善，这将有利于提振来自发达市场的需求，对于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出口贸易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缓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