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在危机期间的政策及其作用

　　当前，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进入第五个年头之际，解决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得重要。
　　
　　此次危机打击了人们对市场调节带来经济繁荣的信心，也使得欧洲社会模式变得岌岌可危。在某些人积累了惊人财富的同时，经济困难也依然广泛存在。所有国家既在吞下过去错误决策带来的恶果的同时，也经在遭受市场失灵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世纪那些激发了天主教教义的“社会问题”再次出现了，且其超越了国界：怎样才能正确协调自利企业、个人的自利动机与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将弱势群体利益协调好？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是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最终会带来更好的产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被视为与同情、慈善以及正直的伦理背道而驰。人们似乎遗忘了市场经济哲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其“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幸好不是所有的认识都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当我在意大利耶稣学校读书时，我们有一项基本的指导性原则：追求卓越的同时，必须保持正直和遵守道德标准——为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服务。
　　
　　我曾说过，“脱离了道德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我们不是要建立那种完全依赖市场的自发机制，以及个人什么都可以做的经济模式。我们的经济模式，应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服务于全社会人员的基本信念为基础。对于这一点，我感觉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同。我说的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赖因哈德·马克思。红衣主教赖因哈德·马克思坚持认为，“经济不仅是经济，最后是要服务全人类”，这是非常正确的。
　　
　　关心邻国的幸福不仅是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原则，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没有人比成功的巴伐利亚企业家更了解这一点。相互依存不只是一句口号，欧元区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此时此刻正在影响着我们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些都是欧洲政策制定者如今面临的挑战。如何重拾信心，相信我们的经济具有持续增长、创造繁荣和最终服务人类的能力？如何调整我们的经济模式，以协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欧盟又如何在本国利益和欧盟整体利益间取得平衡？
　　
　　欧洲央行如何发挥作用
　　
　　欧元区民众赋予了欧洲央行特殊的责任，即确保价格稳定。价格稳定是确保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是社会公正、公平的基础，涉及全欧洲人民的共同利益。
　　
　　正如推崇“竞争秩序”的新自由主义之父瓦尔特·欧肯所指出，“如果货币稳定不能得到保证，则所有建立自由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因此，货币政策对自由秩序发挥着主导作用”。
　　
　　价格稳定确保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创造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维系繁荣的最好方式。价格稳定也使货币的购买力和财富的价值得以保持。价格稳定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价格稳定保护着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包括那些依*固定收入生存的退休和失业人员）。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价格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暂且不探讨它的理论基础，德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不仅破坏了经济财富，而且会影响政治稳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可怕性超乎我们的想象。德国的经验对中央银行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时刻提醒着央行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
　　
　　危机带来的新挑战
　　
　　与过往相比，保持价格稳定需要多样化的手段。我们需要运用新的工具，以确保货币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到企业和家庭。这是因为，金融危机使得欧元区的金融体系变得支离破碎，打乱了利率变化传递到银行和整个经济的路径。因此，部分欧元区的人们享受不到低利率政策。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问题，然而利率传导却是根本点所在。欧元区目前是以银行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大约3/4的企业融资来源于银行体系，如果一些国家的银行不以合理的利率发放贷款，由此造成的后果将很可怕。例如，完全健康的企业将被迫倒闭，新增投资的信贷难以获得。这不是因为商业模式有缺陷，也不是因为投资项目风险太大，而是因为企业“碰巧”设在了错误的地方。
　　
　　更糟糕的是，2012年上半年欧元区的“分裂”更为严重，以至于一些投资者质疑欧元的未来。出于对欧元区可能分裂的担忧，资本从欧元区的外围国家流向核心国家。虽然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欧元依旧是欧元。然而，在金融市场上，一些人对欧元的最根本的信心已不复存在。就连统一性都遭受质疑的货币，不可能是稳定的货币。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中做出选择：是被动的任由事态发展，接受价格不稳定的巨大风险？还是在权力范围内敢于承担责任，捍卫货币和整个货币联盟的稳定？这是一项困难而又必须做出的决策，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对短期和长期的风险做出理性评估，清醒地判断选择的余地，还要求我们有勇气面对不可避免的批评，并与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共事。
　　
　　我们最终选择了行动，因为我们认定保持价格稳定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保持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首先，我们消除了那些妨碍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给借款人的各种障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允许银行持有足够的流动性，扩大了银行向我们借入流动性的担保品范围，延长了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现在已经延长到了三年。
　　
　　其次，消除影响货币稳定的、对欧元未来毫无根据的担心。我们推出了一项被称为直接货币交易（OMTs）的新工具，为主权债券市场提供了充分有效的保护屏障。该行动把重点放在主权债券市场，因为该市场将给其他市场带来连锁反应。对主权债券市场的恐惧已经涉及到银行系统，这将造成经济瘫痪，并最终威胁价格稳定。通过建立可*的、适当的保护制度，可以从根源上消除这些担忧。
　　
　　在经济学原理上，这些担忧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这些都是市场失灵的后果：每个投资者的做法看起来都非常理性，但人人都这样，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那些正在进行基础性变革的国家，被恐慌逼得走投无路，带来的是没有必要的困苦。
　　
　　对于直接货币交易工具，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尤其是在德国。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欧洲央行是否仍具独立性、通货膨胀是否还是欧洲央行的中心任务。毋庸置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一方面，我们一直在维护央行的独立性。我们完全独立地决定货币政策，出台了直接货币交易工具。这些政策决不能由财政政策来控制。这就是为何严厉的经济调整计划是获得直接货币交易的先决条件。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我们在财政纪律得到坚决遵守的情况下，提供相应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在关注通货膨胀。我们明白并非常认真地对待民众对可能的通胀威胁的担忧。但将央行创造流动性和增加货币供应量机械地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我们提供给银行的流动性被用于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这不会导致经济体中信贷或货币的自动增加，也不会自动地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
　　
　　事实上，货币的增长远低于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私人部门的信用风险拨备在总体上仍然不足，欧元区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还在萎缩。通货膨胀预期被牢牢地锚定，此后的通胀风险也处在严密监视之下。
　　
　　推进行动的欧元区视角
　　
　　我们的种种措施不仅是为帮助那些面临困难的国家的人民。事实上，本着我们的责任感，这些措施要服务于整个欧元区的人民。
　　
　　金融发展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如微薄的储蓄利息或Target-2支付系统（泛欧自动实时总额清算快速转移系统）的严重失衡，引发了德国人的担心。这些问题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欧元区其他国家支离破碎的真相。随着资金从财政困难的国家流入到德国这样的安全国家，危机国的利率被抬高，而安全国的利率被压低，进一步地，这种资金的流动加剧了Target-2支付系统的失衡。
　　
　　然而，一旦欧元区解体，这些失衡是否仅会影响德国纳税人，目前还尚未得到充分的验证。这意味着，央行保护欧元并避免欧元区解体的举措，如直接货币交易，也在降低德国纳税人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随着直接货币交易的推出，德国央行在Target-2的敞口已减少了1000多亿欧元。
　　
　　总之，欧洲央行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以履行职责。我们致力于保护货币的统一性，以维护欧元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不是为了帮助银行，也不是为帮助政府，而是为保持信贷资金流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另外，在德国，一些人质疑欧洲央行干预的太多，而在欧元区其他地方，我被问到欧洲央行是否还做得不够。我刚从位于马德里的西班牙议会回来，在那里，他们关注的问题与我在德国听到的有很大差异。人们担心经济停滞将导致“失落的一代”出现，年轻人失去工作，更糟糕的是——失去希望。
　　
　　对于无论是希望我们少做一些的人，还是希望我们做得更多的人，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保证价格稳定。——这是我们的责任。
　　
　　欧元区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央行的责任实际上是有限的，对货币政策能做什么和应该达到何种目标，都是有明确限制的。我们不能修复不稳健的财政预算，也不能救助正在苦苦挣扎的银行，亦不能解决欧洲经济结构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和矛盾。
　　
　　我们的货币联盟是人为构建的，这些货币政策受到各成员国的民选政府保护。只有当每个国家都能履行各自义务时，使用单一货币才能持续。这反映了内化在欧盟条约中的主从原则。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其也恰好呼应了天主教教义的核心价值观。正如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在1931年写道的，“一个人不能离开他人，不能违背对他的企业和事业所在社区的承诺，这是一项基本的原则”。
　　
　　在寻求社会帮助前，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地自己解决问题，对于欧元区的国家同样如此。幸运的是，这就是在欧洲所看到的。前几年，各国政府已经在解决积累不平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进展也非常巨大：赤字减少，经常账户的失衡得以缓解，广泛的结构性改革也在进行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获得外部金融援助的国家，其调整的范围相当之大。
　　
　　在许多国家，这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主权债务危机的诱发动力。但尽管主权债务市场有所改善，整个欧元区的银行信贷市场仍然支离破碎。在一些国家，银行信贷仍非常稀缺。痛苦改革的好处还未显现。这意味着，经济调整将消耗巨大的社会成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到“不可避免的调整成本”，这听起来似乎冷酷无情并缺乏同情心，但我们完全明白这背后的人力成本。目前，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低于2008年时的水平，有将近19万人失业，超过了荷兰的人口总数。失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磨灭了我们工人的活力，阻碍着人们在社会中发挥全面而积极的作用，诱发绝望感，耗尽年轻人的“灵性”。因此，减少失业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挑战。
　　
　　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各国政府需要解决其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开展根本性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需要通过改革使创业变得更加容易，确保纳税人实实在在地交税，确保公共服务的的确确为公众服务。
　　
　　这些改革的目标不只是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时也会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公正是从单个国家内部开始的。欧元区内，有一个国家，目前其超过50%的年轻人尚未找到工作，这一代人将不得不在经济衰退时期承担起大部分负担，这是否公平？另外还有一个国家，约有550亿欧元的所得税未缴，结果是其他用工资缴税的人不得不弥补差额，这是否也公平？
　　
　　这就是我为何会强调——改革既要使经济更繁荣，也要更公平。而且，世代间的公平性也很重要。很多国家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供养老龄化进程中的人口，以及维系“慷慨”的社会福利。继续借债是不可持续的政策选择，这意味着负担将转嫁给后代，累积债务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一个可持续性的选择是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以维持现有的欧洲社会模式，而这必须沿着坚定的改革之路前进。毫无疑问，这条路将非常艰难，需要非凡的勇气。这条改革之路将会促进就业增加，支撑起我们未来的社会模式，最终带来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改革行动只是为取悦市场，以及满足在布鲁塞尔、法兰克福以及华盛顿的技术专家官员的要求。官员这样做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很有必要强调这一点了。
　　
　　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互相支持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仅依*自身而无法成功？对于这种情形，在个人伦理方面的经验是，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时就要伸出援手，以减轻他们的困难。这也适用于欧元区，情况好的国家应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国家。天主教教义明确指出，主从原则应与互相支持相联系，然而，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信任。这种信任应该建立在行动上，这又是一个支持欧元区刻不容缓改革的理由。欧洲各国已准备就绪，且愿意成为这个共同体的完全成员，这也使得国家间的相互支持成为可能。
　　
　　当然，欧洲各国已经相互帮助了很多。在受援国基本问题得到控制的前提下，援助国提供了慷慨的金融支持。但在我看来，一旦建立了信任，我们应走得更远。在各国经济金融政策方面，我们应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以保证各国远离危机；应更好地利用公共资源，鼓励改革，恢复经济体的活力。换句话说，我们应树立在欧洲建立强大而深厚的经济政治联盟的目标，这对持有单一货币的成员国很有好处。
　　
　　正如我开始所说的，今天的社会问题不只是某个国家所独有，其已经超越了国界。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建立更强大的联盟，是解决当前欧洲问题的答案。
　　
　　结语
　　
　　最后，回到红衣主教赖因哈德·马克思的话题，经济应该为人类服务。我们实行统一货币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正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工具性目标——如单一货币和货币联盟——不能掩盖我们对民众福利和基本自由的社会承诺”。
　　
　　而欧元正是促进国家间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手段。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点，如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已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把国家和市场融为一体，欧洲央行维持了二战后最长时间的价格稳定。
　　
　　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还未成功。欧元区一些地区严峻的经济困难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原地不动”。
　　
　　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最近呼吁，为欧洲的未来鼓起更大的勇气，“欧洲现在需要的不是怀疑论者，而是领袖”。
　　
　　我们需要通过经济改革为欧洲的社会模式注入活力，需要利用市场机制服务人民。通过这些方式，保护我们的主要资本——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