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美国需要刺激而非美德

　　奥巴马政府在财政节制上的坚持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金融上的需要。欧洲负债累累的国家必须支付远远高于德国的借款成本，而美国与它们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一直在下降，目前处于接近历史低点的位置，这意味着金融市场预期的是通缩，而非通胀。

　　奥巴马总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人对公共债务的累积深为不安。通过将2008年的崩溃及继之而起的衰退与高失业归咎于政府失职，共和党的敌对策略可谓相当成功。

　　然而2008年的崩溃主要源于私人部门的失灵。美国(和其他国家)监管者的失误之处在于疏于监管。如果不施以救援，整个金融体系可能依然瘫痪在床，让后来衰退的深度和跨度远甚于实际结果。类似地，美国的财政刺激方案是必要举措。至于大部分资金被用来支撑消费而非纠正内在失衡，这也是时间紧迫情况下所无法避免的。

　　奥巴马政府失误的地方在于救援银行体系的做法，即通过收购银行有毒资产和供应低成本资金的方式来帮助它们填补窟窿。这一做法同样是受政治考量的驱使：向银行注入新权益原本是更为有效的手段，但总统害怕被扣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的帽子。

　　这一决定适得其反，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反响。公众一面忍受着信用卡费率从8%飙升至将近30%的痛楚，一面却目睹银行赚取丰厚利润和支付高额薪酬。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正是利用了这股怨气，现在奥巴马先生已经转入防御。共和党的运动反对任何进一步的财政刺激，现在政府表面上也得对财政节制大肆赞美，即便它意识到现在削减赤字可能为时过早。

　　我认为现在非常有必要实施进一步的刺激。无可否认，累积国家债务来并不能无限期地维持消费。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状况必须得到纠正。但是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削减政府支出，显然是无视历史的教训。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区分投资和当前消费，提高前者同时降低后者。但这在政治上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大部分美国人确信政府没有能力管理旨在提高这个国家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同样，这种信念也并非空穴来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将政府称为坏蛋结果造就了坏政府。然而所谓刺激支出不可避免会被浪费的说法则是绝然错误的：“新政”(New Deal)造就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纽约的三区大桥(Triborough Bridge)和其他众多今日仍在使用的公共设施。

　　况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私人部门并未利用可获得的资源。奥巴马先生事实上对商业界相当友善，大大小小的企业正在有利可图地运营着。但它们并未将利润用来投资，而是在囤积流动性。也许共和党获胜能够提升它们的信心，但与此同时，投资和就业需要财政刺激(相比之下，货币刺激更可能激励公司互相吞并，而非雇佣工人)。

　　多高的政府债务为过分，这是一个未决的问题，因为对公共债务的容忍高度依赖于流行的观念。附加于利率的风险溢价是至关重要的变量：一旦风险溢价开始上升，当前的赤字融资率将变得不可持续。因此转折点是反身的和不确定的。

　　以日本为例。日本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接近200%，为全球债务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日本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仅略高于1%。究其根源，在于日本的私人部门对投资海外兴趣缺缺，因此宁愿要收益率为1%的10年期政府债券，也不要收益率为零的现金。只要美国银行能够以接近于零的利率贷款然后购买政府债券，而不必付出权益，同时美元对人民币不贬值，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很可能也会迈向同一方向。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将贴现率维持在零附近，以及无限制地债台高筑。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尽快降低不均衡状态，同时让借款的增长速度最小化。实现这一目标可以有多种手段，但奥巴马政府在经济运行仍远低于产能的情况下让预算赤字在2013年前减半的既定目标却并非其中之一。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是可取之法，通过让美元对人民币贬值而制造适度通胀亦然。

　　前方的障碍并不来自经济学，而是被党派和意识形态所利用的关于预算赤字的错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