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尚未讨论清楚之前,就来谈现在升值还是将来升值,小幅渐进升值还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压力下升值,要由中国主导升值等问题,恐怕都欠妥当。而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因为前提被忽略,人民币被低估的结论,有太多的偏颇和误判。无论如何,应先理顺内部的价格体制,然后再来确定汇率的价格。 美国施压人民币的理由是,人民币低估并带来一系列全球贸易的扭曲。而中方则有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应升值,但是不能在压力下升值。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从长期来看有升值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尚未讨论清楚之前,就来谈现在升值还是将来升值,小幅渐进升值还是一次性大幅升值,不在压力下升值,要由中国主导升值等问题,恐怕都欠妥当。而对人民币币值,国内外有很多的计算和分析判断,我想对部分结论提一些问题,供大家参考。 首先,所谓“顺差大,则汇率低估”。这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理论性结论。在美国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听证会上,四位经济学家中有三位没有提出具体人民币低估的计算,但他们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不排除美国贸易逆差是他们判断的重要根据。像数学定理一样,经济学的结论,也都有前提假设。“顺差大与人民币汇率”的结论与“顺差大与一般汇率”结论是不同的。最值得提出的问题是,第一,中国的顺差是全球化大趋势下,制造业全球性大转移下形成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堪称“规模之最”的转移;第二,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大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具有几乎吸纳半个世界的正在全球转移的制造业的能力,而中国仍然是低端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第三,恰在此时,美元本位必然导致的虚拟经济膨胀,使得超前消费的失衡的发展方式也达到“极端过度”的程度,制造了吸纳全球出口扩张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个“史无前例”大背景和大环境下,简单套用在完全不同的假设与完全不同的形成机制下的“顺差大则汇率低估”的结论,不是很偏颇么? 其次,所谓“劳动生产率提高,汇率应升值”。这也是经济学的结论,但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如果所有的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要素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等,都随着得相应调整。 在中国,劳动力成本近期才开始有所上升。也就是劳动力比较优势近期才有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由于中国的要素价格机制,资源价格机制,还有企业的其他社会成本,一直存在扭曲。应该承认,这些扭曲的机制对出口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如果把汇率看成出口产品定价标准,按照一般定价的原则,应先算成本,再定价格。所以,没有理顺国内的成本,就提升汇率,汇率作为价格可能是一个新的扭曲。理顺要素价格体制以后,人民币汇率被高估都有可能。现在美国,欧洲许多商品比国内的同类商品便宜,已是很多人的经历。 所以,无论如何,只有先理顺内部的价格体制,再确定汇率的价格,否则,内部改革的空间就没有了。这对中国的工人和企业都不公平,也不符合定价的基本原则。 有人提出用升值来逼中国企业调整结构。笔者认为,用理顺价格机制的改革来逼企业调整,可能更合理。 第三,所谓“模型计算结果证明,人民币低估”。模型和量化结果,在很长时间以来已成评估经济学学术论文的第一重要标准。但是作为升值政策的决策“依据”,作为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依据”,就很难说有多少道理了。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彼德森咨询公司的Freg先生是唯一做了计算的经济学家。他的结论是人民币被低估40%。另一篇由两位美国教授与一位日本研究员合作的论文的结论是,用2006年的数据得到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论是统计不显著;用2008年的数据计算人民币汇率低估10%;但没有任何结论说明人民币汇率与美国逆差有任何关系。如果加入“序列相关”,计量结果显示统计不显著。统计不显著,就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的标准。 笔者在此不想做“对”与“错”的评判,其实也没有对错的问题。关键是,不同模型有不同的假设,有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得出不同的计算结果。所以不论是什么“大家”,“大师”,“大学者”,还是全球权威机构的模型结果,只能作为政策决策的参考而不应成为决策依据。彼德森咨询机构的40%的结果,当然也不能成为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依据。 实际上,有研究人员整理了讨论均衡汇率计算的论文,发现有上千篇论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没有合适的方式准确计算均衡汇率。 第四,研究方式也会产生误导。比如,最近克鲁格曼教授的计算,假设人民币低估后,中国在资源利用,通胀,经常项目所遭遇的很多问题,并对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错,中国存在要素价格不合理问题,有必要加大改革力度,但却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如果理顺这些机制,人民币汇率未必是低估。 另外,什么样的汇率机制最优,也是没有定论的。没有任何理论证明自由浮动的汇率是最好的。好多年来,香港总是被列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而香港到现在还是货币局制度。能说香港是汇率操纵妈?汇率制度一定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相匹配。泰国当年的危机,就是因为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并没有与“金融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相匹配。 也有观点在讨论所谓同时在美国升值压力下升值的“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笔者要说,现在不是讨论应按照哪种模式升值的时候。不论是失败的日本模式还是成功的德国模式,都不是中国现在的选择。因为日、德当年都已位居“发达国家”之列,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中国今天人均约3000美元,7.2亿的农民人均收入刚刚超过5000人民币。我们要有自知之明,需要给7.2亿农民的发展留下空间。我们自己不能继续城乡 “剪刀差”的发展思路。 至于人民币长期应升值的讨论,也是有很强的假设条件的,即中国经济能在现有条件下持续增长。但是包括能源,低碳,环境等在内的环境约束,已有了很大不同,因此,在一切条件不变假设下的计算结果,也就无法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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