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是否可战略交换

　　美国130名国会议员致信盖特纳和骆家辉，要求奥巴马政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些议员还建议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可视为对人民币汇率发动冲锋的又一次刺耳的喇叭声。这也预示，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成为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需要应对的焦点问题之一。

　　其实这一点，从奥巴马此前的强烈“建议”和境外媒体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上的过度关注即可看出。美国这100多位议员群情汹汹，也实在是对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表态的正常反应。人民币此番被拉出示众，不过是前几年那场“秀”的“强势延续”罢了，其间虽拜世界经济危机的“打扰”，中断演出两年，但人民币显然从未“被忘记”过，一伺外部条件许可，马上被严重关切起来，也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专业人士在“两会”前即表示，人民币当前面临的压力要远甚于当年“广场协议”前的日元。当年逼日元升值，也不过美欧几个国家嘀嘀咕咕搞动作；而现在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国家，倒是一抓一大把，颇有些“天下熙熙”的味道。

　　如果单从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出发，人民币也真是应该从善如流，马上升值，起码能立刻耳根清净起来。但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太复杂，许多时候，不借助繁复的西方经济学模型运算一番，许多事情还真是难下定论，草率从之，甚至就有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西方经济学最讲究实证研究，具体到某种货币的汇兑水平是否合理，这么复杂的问题当然就更需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也才符合神圣的科学精神。

　　在这种科学精神光辉的指引下，对人民币汇率高低的评论，奥巴马律师显然并不具有发言权方面的更大优势，刚刚跳出来的这130位议员，从现有资料看，其专业方面的优势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已经进行过实证研究的中国人的结论似乎更应该被尊重。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成果，温家宝总理已经在记者会上对外进行了详细阐述，中国商务部、外交部的多位官员也在不同场合多次予以说明，在此无需本人赘述。需要引申一下的倒是实证研究成果背后的潜台词：汇率问题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甚至关系一些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在核心利益面前，他人毋庸置疑。

　　其实在这点上，美国人做得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更为出色——该贬值的时候，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反对，美元也照贬不误；该升值的时候，即使全世界都肝儿颤得要碎，美元也不会眨一下眼。而这也恰恰是一个国家现代了、成熟了的最重要的标志吧。对美国人的成熟，英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不久前，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即刊文送给美国一个足够光辉的帽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货币操纵国。该文也因此认为，美国没理由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说三道四。

　　中国人远没有英国人直白；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大多以温婉、谦和待人。但世界走到今天，尤其是连博客都开始“进化”成微博的时代，说话办事还是简单、明快一些为好，因为目下似乎已没人愿意耗费脑筋寻思谦和背后的深远含义了，含蓄得太多，反而更易惹人猜疑。

　　当前最应该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告诉世界的是，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既然是核心利益，理所当然不能被用来交易。如果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压力下最终被利益交换，甚至白送出去，那也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可以交易，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中国就根本没有什么核心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压迫人民币升值，倒真不愧一个一石两鸟的好计策：既能从人民币的最终升值中讨得巨大的战略性便宜，也彻底摸清了中国的战略底线。

　　一个不能否认的现实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其核心利益的范畴会而且也必须会远远大于此前的各个历史时期。一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的核心利益与一个欣欣向荣的全球性大国的核心利益肯定大有不同。在理性经济人面前否认这一点，不但徒劳，而且虚伪，更易激起猜忌、不安和警惕。清清楚楚地把自己的核心利益、核心关切告诉世人，告诉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谈判，这表面上看似乎硬化了外交弹性、挤压了回旋空间，实际反而有利于谈判双方在更新、更广阔的空间寻求对话和合作。

　　此前，在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时，有港媒评论员认为不排除中国政府将人民币汇率与他国进行战略性交换，比如与台海问题、藏独问题等挂钩进行一揽子解决。对此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姑且不论这些问题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只要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进入交换程序，其核心利益的价值也就随之烟消云解——可交换者皆非核心价值，这就像生命的宝贵性皆体现于其唯一性一样。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人民币的升贬并非问题结症所在，何时升贬、怎样升贬、希望升贬达到怎样的目的才是关键，即是否以我为主才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价值所在。因此，外部的逼迫真的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在此背景下，外界如果仍一味施压，那只能让人理解为是在为自己后续的逆潮流之举找一个替罪羊罢了。就此层面而言，对随之而来的“后人民币汇率时代”，倒不妨早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