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合约的角度看，薪资或红利分红细则大都是以某种雇员(包括CEO)的合同形式存在，按劳取酬，按业绩分红。由于在2009年做得出色，让很多金融公司赢利，拿取高额回报是应有之义。如果这时施以削减奖金或课以重税，自然会影响到金融界的效率和对全美经济复苏的支持。
2009年，资本市场反弹比基本经济要快、更迅速是正常的。美国的金融界取得巨额利润，相应员工红利大幅上升。例如，高盛宣布高达167亿美元的红利。摩根大通则提高到近88亿美元，因为它的公司利润翻了近3倍。
目前，关于薪酬的争论完全是从“大社会责任角度”以及全社会公平分配的角度来进行。银行等受援金融机构，在偿还政府的救助资金以后，就应由董事会和股东来对公司的分配制度、红利政策以及分配方式自主决策。以美国前四大银行来说，通过不同渠道的金融产品，例如共同基金、ETF、指数基金以及银行股票和债券来投资，已经同数百万计投资者或股东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可代表民意了。
华尔街金融公司在薪酬和红利发放上已表现出一些灵活性。如高盛的红利改革就让最高的30名公司主管红利完全用股票(而不是现金)发放，这些股票5年内不得出售。这样将公司高管的利益和公司好坏、员工利益直接捆绑。
随着英国宣布对金融企业发放的红利课重税后，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向50家资产逾500亿美元的大型金融机构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另类形式的加税。这项计划预计在10年内为政府筹措约900亿美元。对摩根大通，相当于每年要额外收费15.2亿美元，对美国银行是每年收15.3亿美元，对高盛则是每年11.6亿美元。这些自然会影响到银行金融界的收益，当然，这也会让消费者担心银行会把这些额外费用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类似于薪酬和红利这样的话题接下来还会不断被端上来，这次国会的金融危机审讯委员会(FDIC)是由两党10人组成，800万经费，将举行一系列听证，包括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会加入。这有点类似于当年Pecora委员会调查1929年华尔街崩盘，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导致后来产生了今天的美国证监会(SEC)来监管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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