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应对风险高发期的政策准备

　　近期，随着美联储启动QE（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程序，全球金融市场再次进入动荡期，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出口放缓、资本出逃、外储流失、货币贬值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当然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做好充分应对的准备。
　　
　　退出QE将对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新兴经济体，理由很简单，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明显的“加杠杆”趋势。2008年以来，全球总需求水平不足明显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导致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经济体外部盈余大幅减少，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外部获得的流动性出现紧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要么吸收国外融资，要么通过内部融资弥补从外部获得流动性的不足，这导致了从国际收支或是国内各经济部门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杠杆普遍上升。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2013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平均增速已经从2010年的7.4%下滑至2013年的5.1%。廉价资金掩盖了新兴市场国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当美联储启动退出QE程序时，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金融状况收紧直接对新兴经济体形成抽血，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2014年以来，大部分新兴市场延续了2013年的动荡，货币再度大幅贬值，但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去年初以来，在其他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近似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了近8%，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巴西、印度、印尼、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货币都贬值4%以上。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中美利差扩大等套利因素的存在，使中国并未出现资本外流的迹象，不过，这一趋势有可能出现改变。事实上，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新兴经济体风险暴露，正好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及金融改革开放加快在时间上叠加，这将使得中国经济的内外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必须做好充分思想和政策准备，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首先，尽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降低与美元关联强度。通过建立基本由市场供求主导，并辅以恰当市场干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避免人民币加权汇率过度升值，也能够避免持续、单边的人民币贬值或者升值预期。
　　
　　其次，面对“资金池”水位可能持续下降，货币当局应保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通畅、稳定，避免负面市场预期的叠加。货币政策要精准发力，面对资本流入减缓甚至是转向，应该有充足工具保持基础货币供应稳定，避免其冲击。经济政策更多应该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结构性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对冲”改革对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灵活，通过各种工具来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
　　
　　第三，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特别是对短期资本流出的开放。如果过快开放短期资本流动，美联储政策转向对中国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压力会急剧放大。在国际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的环境下，我们认为，近一时期并非是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最佳时机，必须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处理好“市场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第四，增强外汇储备在支持实体经济，提升中国金融战略能力的重要作用。可以考虑设立外汇投资产业基金，支持战略新兴产业“走出去”。中长期看，分散外汇储备投资，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方式，加大资源能源以及高附加值设备和技术的进口，设立外汇投资产业基金，推动企业“走出去”支持实体经济服务迫在眉睫。根据我们测算，目前战略新兴产业只占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20年这些产业占GDP的比例将提高到15%。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些领域的企业就需要拓展海外市场，取得全球的资源整合和市场的开拓。
　　
　　最后，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共同应对新一轮风险冲击。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我们除了提前做好相关政策预案之外，应该深化区域金融合作，联手应对美联储政策退出及全球货币金融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新冲击：一是推动人民币与他国本币双边或多边互换协议，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包括本币结算，将互换有效期延长，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这可以推动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并促进人民币成为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的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央行数据显示，自2009年1月至2013年10月，我国已经与2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近2.5万亿人民币。未来需要拓展人民币的深度和广度，积极配合中国-东盟经济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升人民币在国家战略实施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以上海自贸区战略为核心，加快建设成熟的亚洲债券市场，以吸引资本回流，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