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动摇高福利理念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希腊债务重组的预期进一步推高，意大利面临严峻的偿债考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临时性恐慌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障碍，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恶化，投资者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再次升温。从表面看，欧债危机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延伸，其本质原因是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高福利与财政能力不足之间的长期矛盾。今天看来，福利国家正濒临失败，无论是希腊等欧元区国家还是美国，都疲于应付不可持续的政府财政以及由此引发的众多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战后福利国家崛起
 
　　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进入经济高增长阶段，国家大幅降低军队支出，从而有更多资金满足人们对国家的福利诉求。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20%，主要用于军事、国内管理和基础设施；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总支出推高至GDP的46%。福利国家制度在欧洲陆续发展起来，被誉为福利国家楷模的瑞典福利国家模式，曾吸引了很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并得到一些西方国家效仿。尽管各国的福利模式和水平不尽相同，但在一般福利社会下，公民均被赋予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悠长的假期以及坚实的产妇和儿童保健等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权利。
 
　　政治家们发现执政地位与福利问题关系密切，高福利承诺是争夺选票的有利工具，反对社会福利很可能会失去选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出现石油危机引发的福利国家危机，就威胁到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在瑞典，社民党为应对危机，试图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导致大选失利，于1976年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上台的以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于1980年冬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受到民众强烈抗议也仓促下台。各政党为讨好选民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加剧了福利刚性，不仅体现在福利支出日益上升，而且体现在涉及更广的范围和更强的力度。福利待遇的水涨船高，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国家只能*借钱维持财政。
 
　　产业空心化与老龄化
 
　　随着东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呈现产业空心化、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失业率升高、国家竞争力减弱的势态，与其社会工资、消费和福利水平的增长趋势背道而驰。例如，欧元区的一体化使得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向高标准国家*齐，然而经济增长水平却没有迎头赶上。近年来美国医疗保险和补助花费的增长速度一直显著高于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些国家通过利率优惠的债务积累掩饰了生产和销售不济导致收入不足的真实问题，长期的矛盾导致偿付能力危机，从而演变成后来的一系列流动性危机。由于各种福利开支节节攀升，这些国家的政府财政负担过重，长期寅吃卯粮，借债度日。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通过金融和货币等手段达成的表面经济繁荣可能掩盖债务问题的负面影响。但金融危机到来时，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大幅低于预期，另一方面为挽救危机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从而导致政府赤字大幅增加，国家的高债务和高赤字问题将无处藏身，浮出水面。
 
　　此外，老龄化进一步推高福利负担。近些年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困境变本加厉。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明显走低，与福利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形成极端对立。更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已普遍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联合国(微博)人口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欧洲和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7%，16.5%和13.1%，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从人口抚养比数据看，欧洲已由1950年平均8个人抚养1个老人，变成2010年平均4个人抚养1个老人，未来的2050年将面临每2个人抚养1个老人的局面。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一方面生产性人口比重下降，降低了社会总产出，不利于储蓄的积累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消费性人口比重增高，导致养老保障负担日益沉重。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趋于下降，需要耗费庞大的医疗和护理费用，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和政府财政支出形成巨大的资金压力。目前，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支出通常占这些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
 
　　当前，即使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难以为继，人们早已习惯于依*政府的福利项目，不愿意放弃过于优厚的待遇。结构性失业也是一些国家因几十年来高福利而付出的惨痛代价。在欧元区，2010年西班牙的失业率已超过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的失业率分别高达12.0%，12.4%和13.6%，法国的失业率也长期位于近10%的水平。很多失业者特别是失业的年轻人，仗着有社会福利保障，对找工作产生懈怠情绪，甚至放弃寻找，转而安心地或主动地接受失业的安排，他们应有的尊严和责任感消失殆尽。最近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动荡充分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面对普遍的惰性思想和道德风险，各国财政调整受到来自国内的巨大阻力，欧洲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希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等国民众反对削减支出和提高退休年龄等财政紧缩措施，爆发了多次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使得一些国家几度陷入动荡，加大了这些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因此，高福利社会的弊端转化为社会和政治问题，带给政府的是进退两难的抉择。
 
　　理想的福利模式
 
　　社会福利是垄断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和缓解国内矛盾而实行的一项社会政策。反过来，体系庞大、名目繁多的各种福利补助也给福利国家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欧洲福利社会历史上曾几度面临挑战。本次欧债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打破了国际社会对欧洲福利社会的盲目崇拜，也标志着福利国家理念再次面临挑战。
 
　　目前许多国家采取的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和国际社会的大规模救援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策略。希腊的偿付能力危机并没有因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巨额救助以及欧洲央行的流动性支持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为了恢复欧元区和投资者的信心，欧洲的决策者和当局者所能采取的对策已所剩不多，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权限以及推行欧元区债券市场的呼声日益强烈。然而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政府从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或福利制度不可持续等结构性难题出发，尤其要针对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根本性的变革。
 
　　可持续发展的福利制度应该建立在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考虑经济实力和人口结构等社会特征，并且支持多元化的体系，即由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多方参与并各自发挥贡献的体系。福利制度的模式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刚性的，应该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自动地调整，使其发挥正面效用。健康的福利制度不仅能够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渡过生活、就业等难关，促进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能够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鼓励积极工作与自由竞争，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