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落地，加上10月5日日本央行决定重新实施零利率政策，并创立总额35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购入资产，发达国家央行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滥发货币的“货币洪灾”已成事实。 核心国家主导的这场“货币洪灾”，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场“货币战争”的影响和后果如何？笔者认为，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不能拘泥于当前，而需要在两阶段货币战的跨度上审视，因为竞争性的汇率贬值和放松货币供给仅仅是货币战的第一阶段，核心国家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才是真正产生冲击的第二阶段。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输出通货膨胀压力还不是货币洪灾的最大冲击；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样，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 发达国家滥发货币，导致全球通胀提升，最后发达国家央行不得不大幅提升利率，将导致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核心市场，导致新兴市场泡沫的破灭。这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带来灾难。历史上已经有过类似一幕。 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战争，西方主要经济体步入“奔腾式通货膨胀”时期，利率水平提升相对滞后，导致1974~1977年扣除通货膨胀后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连续4年为负数，1975~1980年间平均实际利率为0，1970~1980年平均实际利率也只有0.4%。 在此背景下，其他国家纷纷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债务融资，即使与西方阵营敌对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苏联当时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其“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其中1973~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占82.3%，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10亿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这场后发国家债务融资的盛宴，便因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告终。他的铁腕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且长期居高不下，美国优惠利率（年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欧洲货币市场的伦敦同业拆放利率从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 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 当时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1978年，我国进口猛增51.0%达到108.9亿美元，导致当年在连续两年顺差之后出现11.4亿美元逆差，是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比此前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6.5亿美元（1974年）高75.4%，其后1979、1980两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攀升到20.1亿美元、19.0亿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强力控制下降到0.1亿美元。 为了偿付进口，我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上年末的23.45亿美元锐减至1.67亿美元，减少21.78亿美元，降幅高达92.9%，当年支付进口比率（外汇储备额除以平均月进口额）下降到0.18，为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而通常认为国际储备安全线为3个月进口水平。1981年，我国又抛售了13万盎司黄金储备，年末黄金储备从上年的1280万盎司减少到1267万盎司。 百般筹措之余，由于无法偿付进口技术和设备，我国仍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这样，1979年我国财政出现了1957年以来的首次国外借款35.31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22.7亿美元），1980年国外债务还本付息便高达24.40亿元（按当年汇率折合16.3亿美元）。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 问题已经摆了出来。如果说“货币战争”第一阶段，中国面对的压力是通货膨胀、资本流入、资产泡沫，那么在可见的第二阶段，中国将如何应对资本外流？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泡沫破灭，会在中国上演吗？虽然还名义上拥有，但实际上已经几近无效的资本管制，还会像之前一样保护中国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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