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和亚洲的选择

    发端于美国，如今仍在蔓延和深化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且再次凸显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处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边缘”地带上的亚洲国家，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力争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需要冷静地认真研究：在走向合意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漫长时期，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地区性货币金融安排（不仅是应对危机的机制），有效地防范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对本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意外侵扰，最大限度地维护区域内国家的利益。

    亚洲国家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面临巨大困境。数据显示，在本地区内，美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欧元次之。然而，就同期各国GDP占全球GDP的份额而言，美国和欧元区总和占比不足50%，而亚洲地区则高达35%左右。这两个占比的严重失衡，使得亚洲国家长期面临严重的“双重错配”，即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这种错配，不仅使亚洲国家总会受到来自美欧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意外侵扰，而且，在汇率安排上以及在外汇储备的管理上，总是面临困难的抉择并成为发达国家攻击的对象。因此，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实行密切的货币金融合作，便成为基于共同利益的理性追求。

    亚洲的努力

    事态也正沿着这一理性方向在发展。

    多年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一直在稳步推进，通过积极的贸易、投资和金融流动，地区内正逐步增强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

    意识到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亚洲各国针对合作的具体模式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最早的一个方案是1997年9月日本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种种原因致使这一方案夭折。

    亚洲货币合作方面的实质性进展表现在《清迈协议》上。作为一种危机救助机制，清迈协议下的亚洲金融合作得到了快速发展。亚洲金融合作的另一项重要进展表现在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上。发展亚洲债券的目的在于调整亚洲地区的融资结构，摆脱对于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同时解决资金期限结构与币种的错配问题，降低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金融合作的再一个重要方面是政策协调与监督机制。到目前为止，在亚洲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三个相应的机制，它们分别是“马尼拉框架小组”（ManilaFrame work Group）、“东盟监督进程”（ASEAN Surveillance Process）与“东盟＋3监督进程”（ASEAN＋3 SurveillanceProcess）。

    由于受到欧元成功启动的鼓舞，很多人都把亚洲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定位在“亚元”的设立上，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多数亚洲国家同时也承认，设立亚元恐怕只是一个长期目标。根据最适货币区理论，单一货币区应该满足下列条件：第一，价格和工资能够灵活地作出调整；第二，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第三，要素与商品能够自由流动；第四，具有均匀的经济结构。用这一标准进行衡量，亚洲离单一货币区显然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亚洲各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金融一体化程度也较低。同时，在要素流动方面，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比较多的障碍，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更受到严格限制。

    与经济相对应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即亚洲各国是否有足够的意愿走向欧盟那样的统一经济体。尽管人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和目标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各国政府却没有表现出将这一合作坚持下去直至实现单一货币区的坚定决心。令人更为沮丧的是，正当亚洲各国隐隐地依照欧洲的蓝本在艰难地推进区域一体化之时，欧洲地区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场危机不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统一货币的努力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它冷酷地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明确的一体化进程已推行了50年的欧元区，也依然存在着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化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若不解决，欧元地位下降自不待言，其前景都值得忧虑。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鉴于欧债危机的新鲜教训，我们不得不在继续探索建立区域内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同时，转而更为认真地研究这样的问题：可否通过强化某些亚洲国家的货币（例如日元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的途径，来实现突破亚洲地区被国际货币体系边缘化之格局的目的。

    基于上述思路，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不仅是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整体性提高亚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提高亚洲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重要内容。

    毋庸讳言，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惯性和我国相对封闭且落后的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易事。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境外仍然主要在周边国家与地区作为交易媒介使用，价值储存功能有限，而且尚未成为任何其他货币的“驻锚”。面对短期内的较大困难，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选择渐进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