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不受欢迎的救援者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债务危机，希腊政府已正式宣布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IMF）寻求救助。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就认为IMF是“救命恩人”。

　　在IMF24日的一场记者会上，一位希腊记者就直言不讳地问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大多数希腊民众对IMF予以谴责，并认为（IMF参与）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对此您有什么信息要传递给希腊人民？”略显尴尬的卡恩自嘲说：“很不幸，谴责IMF的并不只有希腊人……”

 　　出钱反而不落好，这种状况用出席记者会的本届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主席、埃及财长加利的话说，是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留给IMF的“耻辱”。在当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中，IMF虽向一些国家伸出了援手，但附加的贷款条件也相当苛刻：受援国必须实行严格财政政策，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甚至必须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

　　这些严苛条件，造成许多国家不得不削减医疗和教育开支，加剧了民生的苦痛，并带来长期的后遗症。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愤怒地指责IMF趁火打劫，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殖民主义”。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就反思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IMF的一些贷款的先决条件太具破坏性。”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孙文松（Sung Won Sohn）也指出，“旧的IMF太苛刻，他们过去的一些条件根本没考虑到实际情况。”

　　从现在看，IMF当时奉行的就是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处处以所谓的自由市场规律为准，但实际上这种僵化教条的做法，反而伤害了新兴经济体，也损害了IMF的信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兹就指出，IMF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在错误的经济学理论上，依据的是对历史错误的错误解读。

　　因此,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兴经济体再次面临冲击时，IMF也开始采取变通处理办法，修复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在给予这些国家贷款的时候，不再附加过于严苛的条件。用埃及财政部长加利的话说，IMF不再只关注负债表，同样也考虑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困问题。

　　对于希腊记者的诘问，卡恩也回应说，尽管许多人对IMF存在不满，但“今天的”IMF已有所不同，IMF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来帮助希腊，因此“希腊民众不应该害怕IMF，我们是为了帮助他们而来”。

　　IMF发生转变，一方面自然是认识到原先发达国家开出的药方不起作用，反而加剧了问题；另一个方面，IMF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利就在回答希腊记者时强调，IMF确实已非复旧时模样，“新兴经济体在IMF运作上有了更多发言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求对份额等问题进行改革的原因，而这些改革正开始产生结果”。

　　但这些结果够吗？还不够！比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仍与其经济规模很不相称，IMF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仍存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在IMF会议上指出，份额改革是IMF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而只有IMF治理结构变得更合理，方能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所有成员国也方能从中受益。在当前结构尚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外界对IMF的疑虑自然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