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重奖犯众怒 本性难移华尔街

　　接近年终，华尔街又迎来了“发红包”的欢乐时刻。今年以来，各大银行的账面收益有大幅度增长，从业者期待着丰厚的奖金。报告显示：高盛，美林和大摩三大投行2008年度的奖金支出总额高达130多亿美元，占公司薪酬总支出的1/3以上。就连亏损277亿的花旗银行在奖金发放上也不示弱，去年拿到100万美元以上奖金的雇员有738人！

　　华尔街高薪高奖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合伙制，在这些公司上市之前，华尔街的主流文化是摩根家族的传统：股东兼经理人。关键岗位的雇员在公司制下是股东，在合伙制下是合伙人，关键时刻有责任出资帮助公司周转现金，承销业务中公司承接的份额往往也是由股东或合伙人分摊。所以在承销业务和经纪业务占主导的时代，关键岗位的雇员和公司是利益共同体，风雨同舟，互惠互利，高薪高奖体现了这种利益共同体的传统，在公司改制上市后为了稳定团队也没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随着这些公司在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压力不断增大，各大银行特别是投资银行的盈利重心逐渐从传统的中介服务费收入转向了跨市场的做市商交易业务(Principal Trading)，又在各种创新性交易业务基础上不断引进高杠杆的衍生产品交易，华尔街的主流文化开始发生变化，交易员的直觉判断和操盘技巧对交易业务的收入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种商业模式之中，各大机构对资深操盘手，明星分析师和金融工程师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于是华尔街的猎头公司乘虚而入，挖角和跳槽之风盛行，而且还经常发生跳去调回工资翻番的案例，无形之中鼓励了关键岗位雇员的流动性和身价。所以业内人士常说：干得好不如跳的好，会跳槽的身价高。

　　特许交易员在公司中的权威性往往并不体现在职务的高低上，在讨论问题时，如果交易员大叫一声“安静”或“住嘴”，连公司老板在场也不敢废话，直到交易员说声“谢谢”，讨论的声音才会小心翼翼地恢复正常。在高杠杆产品的交易市场上，交易员的形象很像是电视剧中王宝强演的那个狙击手，成败一念之间，情绪反复无常，合同收入若不能兑现则会拂袖而去，过一个月就出现在另一家公司的特许交易桌上成为杀手了。可想而知，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们对华尔街的高薪高奖义愤填膺，我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最多是公司的高管们做做姿态，给政府一个面子降降高管薪酬。

　　现代金融业已经从传统的中介服务业升级为风险经营业了，交易导向型的业务模式高度依赖于技术分析和杠杆投资。这也大大提高了对金融机构的交易业务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我想这也是格林斯潘时期对金融创新产品疏于监管的原因之一。

　　交易导向型的业务模式提高了金融交易的风险，交易员们在高薪高奖的激励之下经常会超限使用杠杆，所以会产生一个结果：过度激励导致过度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政府的限薪令其实是无效的，而且还会导致资深交易员和明星分析师从被监管的机构流出，跳槽到监管较少的对冲基金和非金融业公司的交易业务部门，市场的总体风险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因此上升。政治家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在制度上提高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交易和产品设计的透明度，有效控制金融杠杆的超限使用。

　　高薪高奖惹众怒，本性难移华尔街。奥巴马生气还能争取一些选票，我们在大洋彼岸也跟着生气就是多管闲事了。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不是杠杆率过高，而是杠杆率不足，所以货币的流通速度慢，金融的生产效率低。所以不应该跟着欧美政客研究薪酬问题，而要从金融海啸揭开的迷雾之中发现金融产品创新的方向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在我看来，美国的问题是过度激励导致过度风险，中国的问题却是激励不足导致创新滞后，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