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美元魔咒需制度性创新

　　正如明末以降，中国可以称为白银中国一样，以现在中国美元储备的增加程度，称为美元中国并不过分。

　　中国是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9月大增618亿美元，在9月底以2.27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与去年底1.946万亿美元相比，增加了16.8%。并不止于中国，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是吸收美元的海绵。数据显示，9月份亚洲外汇储备激增1116.3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4.96万亿美元。9月底，日本以1.053万亿美元刷新外汇储备纪录，其中，9月大增103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外汇储备也在今年1~9月增加403亿美元 （13.8%）；中国香港地区9月底的外汇储备额为2269亿美元，比去年底的1825亿美元增加了444亿美元；韩国今年年初的外汇储备额仅2000亿美元，9月底已经达到了2542亿美元。

　　作为全球通行的支付手段，美元与白银的性质是一样的。

　　自从明代全球海外贸易大通道被打通后，形成了一条白银交易链条，链条的终端在中国。有如下形成通道：一是从西班牙属美洲流往马尼拉，从马尼拉流往中国；二是从葡萄牙、荷兰流往日本长崎、中国澳门，转向中国内地；三是经由英国、印度流往中国。随着西班牙菲律宾殖民地的巩固和明帝国海禁的结束，中西之间贸易也迎来了全新的时代——马尼拉大帆船时代 （1573~1644年）的来临，在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在国际贸易中，英国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

　　中国获得的白银之多，使得中国富得遍地流银，西班牙人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从1571~1821年间，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或说1/2、或说1/4）转输中国。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国。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

　　应该承认，获得白银甚至获得全球的大部分硬通货是一种能力。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产品是世界走俏商品，从福建的瓷器到苏南的棉布，都行销世界。可以说，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出口产品生产区，仅凭这些产品，中国就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白银输入地。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史上才有“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课题。

　　但是，中国没有改变制度利用白银创造财富的能力。中国的出口贸易区从未突破东南沿海地区的狭窄范围，而且还形成狭小商业区被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的态势。略有风吹草动，这些商业区就迅速被剿灭。

　　即便在贸易区内部，其保有财富与制度仍围绕土地运转。明末从北京退休的高官，如宰相徐阶等人回到富庶的江南地区，敛财之途是大肆购买、强占良田。虽然在苏州、松江等地，我们看到了完整的贸易链，有专门从事订单的人、有专门开厂生产丝织物的企业主、有各种金融方式，却没有成为制度性的财富生成方式而得到传承，其制度的根基仍附着于土地市场，附着在农产品身上。因为朝廷的赋税来源是农民与农业税，所以从道德上矮化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人士，逼迫商人恢复小农身份，以巩固帝国的经济基础。财富的创造者不能成为财富的享用者，更不能制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制度。

　　西班牙存在白银诅咒，他们在南美获得巨额白银之后，物价飞涨、国内穷人极度贫困而权势者穷奢极欲，他们热衷于奢侈品消费，当时没有瑞士的名表、意大利的时装，西班牙统治者得到的是南美的宝石、东南亚的香料与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为了保持白银优势，西班牙王朝不得不穷兵黩武。中国同样存在白银诅咒，权势阶层在每个消费细节上刻意与普通民众保持距离。当时关于精致消费的笔记体记载层出不穷，从食物到首饰，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元储备国，这是一种依附于出口能力之上的财富创造能力，但这种能力尚未转化为制度创造力，更没有将东南沿海的商业信用文化推广至全国，反而将官场的行政性商业规则行销到各地。拥有足够多的硬通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不是关键因素，要打破白银或者美元魔咒，需要的是制度性的创新能力，需要的是对市场文化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