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世界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深刻。其中的一个共识是，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元独霸天下。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一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原油等主要商品以美元计价，全球企业也以美元结算，主要工业国家的央行以美元作为对抗危机的储备货币。然而，由于美国大量增加美元供给以处理各种危机，包括这次金融风暴，导致美元计价的资产的价值大减。美国债务毫无限制的累积更打击全球市场信心和稳定。改革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系统，此系统可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也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
很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的方方面面对这些建议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各国帮助其应付危机，恢复其往日的霸权地位。在G20之前，欧洲国家强调要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美国反对这样做。美国主张各国投入更多的钱来应付危机。美国的主张自然从其恢复霸权地位的角度来考量的。
因为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视为领导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较量。有人因此说，G20的真正核心是G2。的确，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多次对美元的价值表示了很大的担忧。但说中国VS美国不免有些夸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要求增加在IMF中的权限最正常不过了。问题在于，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在挑战美国？其实，这个提议主要是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更是对美元价值的担忧。
未来的金融体制怎么样还是要取决于各主权经济体的实力。尽管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但还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没有一个实体经济能够挑战和取代美国的作用。美国本身当然也不想被挑战，被取代。虽然美国深陷危机，但对未来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仍然保留着“一票否决”权。
全球化迫切要求超主权的组织来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但客观现实上很难出现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经济体。IMF的产生本来就是要协调国际经济活动的，但为什么IMF没有发挥好其应当发挥的作用，甚至发挥了相反的作用？这是国际权力政治较量的结果。无论从设想到运作，IMF背后都是权力政治。IMF和其所设立的SDR本身的发展就说明这个问题。根据IMF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正是如此，有人说IMF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在不改造IMF本身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全球货币供给控制权。SDR的产生有其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操纵SDR的主权国家权力。
各国要求在IMF内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好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义IMF的功能，使得其不会受主要主权国家的操纵。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那么就要减少IMF的国际责任，把权限分散到其他区域型金融和经济组织。要对美元形成制约可能不是一种超主权货币，要制衡美元，唯一的出路可能在于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单一储备货币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多元储备货币则会在它们之间构成一种有效制约，就是说在主要主权经济体之间构成制约。同时，对较小主权经济体来说，多元储备货币给他们带来更多生存空间，而无论是单一主权储备货币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都会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最小化。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但更具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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