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即使时光倒流 仍会选择QE挽救美国经济

　　5月25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空降上海，出席由复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并同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
　　
　　在褪去了主席光环和压力后，这位曾令市场爱恨交织的美联储前主席诙谐幽默地讲述了危机时期的种种艰难经历，评价了QE(量化宽松)的重要性和难处，也对加息对新兴市场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等问题作出了客观评价。
　　
　　美联储主席不易做
　　
　　2008年那场始于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至今让人难忘，而这对大半任期都疲于应对危机的伯南克而言“真是痛苦”。
　　
　　“其实我受任时从未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种危机。2006年，美国经济还不错，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就毅然决然接受了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伯南克的幽默诙谐实则暗藏着鲜为人知的心酸和压力。
　　
　　回首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轰然崩塌，市场恐慌情绪高涨。“处理雷曼兄弟的问题对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于没有收购者能承担雷曼的债务，因此雷曼只能破产。但此后美联储联合财政部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59.88, -0.34, -0.56%)(AIG)。和雷曼不同，作为保险集团的AIG拥有不少抵押物，因此我们出面拯救AIG，延长了850亿美元紧急贷。”伯南克回忆称。
　　
　　其实，伯南克不仅带领着美联储在艰苦地抗击危机，更是肩负了政治责任。他坦言，当时美国前总统布什对此救助方案表示怀疑，在他向布什总统报备救助计划时，布什问“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其回答，“只能这么做。”。布什最后只有表示支持。
　　
　　三轮QE帮助美国复苏
　　
　　对于伯南克而言，QE是他在长期对危机理论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他表示即使时光倒转，仍会选择实行QE。
　　
　　其实，当伯南克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便专注研究货币体系，他发现危机的两大肇事方便是——货币供应不足(shortmonetarysupply)和通货紧缩(deflation)，因此在2008年危机时，美联储希望保证货币供应充沛，并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助力金融系统，这便有了QE。当然，为了不使经济过热，还要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当前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为美联储两大重要使命之一，也是加息时点的衡量标准之一。)
　　
　　说到通缩，伯南克回忆称，“上世纪30年代，货币体系崩溃，物价每年以约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没人买东西，企业也无意投资，因此通缩是当年的大敌人。”
　　
　　对于央行[微博]而言，降息是常规货币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于0，“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
　　
　　回忆起过去的三轮QE，伯南克表示，“在实行QE1后，我们稳定了金融市场，2009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此后，我们仍然担心通缩风险，因此我们进行了QE2和QE3。我们认为QE对美国经济有利，尽管QE不是万灵药(panacea)，但QE的确帮助了美国经济，美国的复苏比欧洲、日本都要迅速，当前完全不存在如欧日的通缩风险。”
　　
　　相较之下，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联储没有履行最后贷款人(lenderoflastresort)的职责(现代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认为30年代美国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的一场灾难，美联储的无能与不作为使得本来可以在1930年就结束的大萧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也正是通过对30年代危机的学习和了解，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时积极展开行动，因此对于危机的学习认识很重要。
　　
　　若美国经济强劲加息对全球有利
　　
　　除了回顾过往的危机时代，对于这位前美联储主席而言，当前备受各界瞩目的加息时点也是难以回避的话题。毕竟现任主席耶伦(JanetYellen)曾是其共事多年的“最佳拍档”。
　　
　　“我2002年来到华盛顿，同年8月5日进入美联储，作为决策委员会的候选成员，此前我从未在政府待过。当时，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被称为Mastreo(大师)，我一度很担心，格林斯潘名声这么大，很害怕自己无法胜任工作。”伯南克说到耶伦也赞不绝口，“她经验丰富，可以说比我更为丰富，她之前就是美联储副主席，是非常睿智的经济学家。当前，耶伦其实是延续了我们此前共同制定的政策。”
　　
　　对于加息时点，伯南克避而不谈，毕竟当前可能连美联储自己都心里没底。不过伯南克还是给出了专业的分析——“我希望美国经济保持增长。市场是基于预期的，因此沟通很重要，而且一切不仅是美联储的责任，也是市场的责任。但是，只要保证加息的时候美国经济将复苏、沟通明确，我相信不会有很大波动。如果加息发生在美国经济强劲的时候，那么加息对其他国家有利。”
　　
　　即使伯南克对加息效应较为乐观，但市场仍无法忘怀当年那场令人心惊肉跳的“退出恐慌”(tapertantrum)。2013年5月，伯南克释放提前退出QE信号，导致国际资本疯狂撤离新兴市场。
　　
　　对此，他也解释称，QE的确有效，但很难操作。首先，QE没有先例，我们没有经验，因此不知道结果到底如何。此外，与市场沟通存在难度。比如2013年5月的那场“退出恐慌”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时经济已经有所复苏，我只是说了一句‘如果经济有所起色、通缩缓解，就会考虑削减QE’。但有些投资人天真地以为QE将永远存在(QEEternity)，所以当时这些人听了我的话之后，好像觉得明天美联储就会退出QE，这才造成了之后的“退出恐慌”，但是我认为当时我的沟通已经足够明确了。反而到了2013年12月，我们宣布将会削减QE购债规模时，市场反而比较平静。可见，市场沟通是多么微妙。”不过，伯南克表示，相信美联储仍会始终保证货币政策透明、沟通清晰。
　　
　　除了加息时点，其实美国的长期增速也备受世界瞩目，毕竟“世界经济引擎”对于全球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
　　
　　“这没人知道，经济学家擅长的是告诉你以前有什么做错了。”伯南克再次幽默地回避了对于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不过这似乎已成为一个严谨、专业的经济学家的“惯用礼数”。
　　
　　不过，伯南克也坦言，美国增速会放缓，因为劳动力、技术创新的发展趋于放缓。当然，在危机后，企业和研发方面都没有足够的资金，现在经济复苏后，上述情况有所好转，因此生产率可能会提升。
　　
　　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是增长的重要部分
　　
　　所谓入乡随俗，在上海“客场作战”的伯南克也免不了要对中国经济献言献策。
　　
　　“中国增速放缓是完全可以预见的(totally predictable)，中国不可能永远每年以10%速度增长。企业越向高端迈进，增速自然会放缓。”此外，他表示，中国的放缓还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变动，过去中国侧重基建、房地产等重工业投资，政府在其中会扮演更多角色，而现在中国向服务、高科技等产业转移，需要社会创新，因此这更难控制和预测，不过从底端开始让经济有机地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资本账户开放及其风险和机遇也是当前中国的热点话题。伯南克的回答也十分中肯。“毫无疑问，资本账户管制可以减少或抹平市场波动，但经济也无法实现增长，因此开放资本账户是增长策略的重要部分。只是在开放之前，国家需要考虑清楚，只有经济强劲、能够很好地利用资本流入、具备应对资本外流的能力、知道如何聪明地用钱，这时开放资本账户才是对一个经济体真正有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进行五年一次的SDR货币篮子检视，各界对于人民币加入SDR的期望高涨。
　　
　　“在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中，中国更需要的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才能真正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我相信，美元中期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伯南克评价称。
　　
　　最后，当日兴致颇高的伯南克也简短谈论一番“退休生活”。卸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后，伯南克也没闲着，只是没了主席的担子，日子轻松自在不少。
　　
　　“现在生活很不错，我妻子也在教书，我也加入了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Institute，美国华府的中立派智库机构)。我刚写完一本新书，今年秋天将会出版。”伯南克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