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抑制是美国制造的 美元不能总享受特权

　　世界需要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携手合作促进全球货币稳定。团结一致的中国和美国能够缓和金融抑制、阻止保护主义倾向、有助于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奠定坚固的基础。遗憾的是，麦金农的政策建议不受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欢迎，他们更偏好空洞的自由市场说辞所带来的短期政治好处。美国的领袖们应该认识到，前法国总理所描述的美元全球主宰地位给美国带来的“过度特权”，也包括了与其权利对应的巨大的责任。毕竟全球货币稳定是一种公益性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整整一代发展经济学家都从本月刚刚去世的罗纳德?麦金农（RonaldMcKinnon）的深邃洞见中汲取过大量知识养分——他在1973年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Money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指出，实行金融抑制的政府将廉价资金导向政府主导的项目以降低政府债务，实际上恰恰阻挠了本国的金融发展。事实上，麦金农提供了理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业发展不足的关键逻辑。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麦金农正致力于研究一个与金融抑制相关的概念，其具有突破性的潜力，即“美元-人民币互动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中美合作的货币体系能够缓和正在破坏全球金融稳定和增长的金融抑制与分裂趋势。问题在于相关的权势方——特别是长期从美元的全球主宰地位中获益的美国利益集团——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套合作性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的全球主宰地位现在居然会助长金融抑制，这一概念代表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麦金农指出，美元之所以在二战后成为主要国际货币，是因为它帮助减少了欧洲和亚洲的金融抑制和分裂——当时，这两个地区普遍存在高通胀、负实际利率和过度监管。通过用美元锚定价格并以美联储利率作为资金成本的基准价格，定价、支付、清算、流动性和央行储备都变得更加稳定和可*。
　　
　　只要美国保持竞争力和生产力，盯住美元的货币就能从中大获裨益。对转型经济体来说——比如20世纪50及60年代的西欧、20世纪70至90年代增长奇迹时期的亚洲以及1996—2005年的中国——美元为稳定宏观经济和促进结构转型所需要的财政与货币纪律提供了稳定的锚。
　　
　　但这些正面影响受到过两次干扰。第一次是1971年，美国结束了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开启了基于汇率自由浮动的法定纸币的新货币制度的大门。
　　
　　接着是20世纪八十及九十年代的“教训日本”（Japan-bashing）时期，这场风潮的顶峰是美国威胁日本，如果不减低来自日本的对美国各行业的竞争压力，就要对日本采取贸易制裁。随后，日元/美元汇率急剧升值，从360日元兑1美元升高到80日元兑1美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因此进入了二十多年的通缩和停滞期。
　　
　　在此期间，麦金农指出，通过强迫贸易伙伴承担调整负担，美元的主宰地位导致了“品德矛盾”（conflicted virtue）：日本、德国和中国等贸易盈余国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和触发通缩的风险。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其“低估”的汇率就会被批为不公平。
　　
　　传统思维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最佳办法是采纳弹性汇率制度。麦金农并不赞成这个传统思维。相反，他建议亚洲国家面对美元波动时，发行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地区性货币。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认资本管制在一些情况下有益之前，麦金农就得出结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管制也许是对审慎银行监管的必要补充。
　　
　　麦金农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拥趸甚众。在1996-2005期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制度促进了通过坚定不移的改革和严格的财政纪律来实现最强劲的经济增长。
　　
　　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稳步升值——平均每年升值3%左右。在全球经济环境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在通过名义及实际汇率不断升值来纠正宏观经济失衡的同时维持了7%以上的年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但人民币稳步单向升值也吸引了套息交易投机者，他们买入人民币资产同时享受高利率（特别是2008年后）和汇率升值带来的好处。这正是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如此迅速（从2000年的2,500亿美元增加到今年的4万亿美元）的部分原因。
　　
　　麦金农认为这些投机性的流入 热钱削弱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工具，并助长了更加严重的金融抑制。首先，中国货币当局意识到高利率会带来更大的热钱流入，开始日益担忧利率及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更糟糕的是，中国当局正在通过发行央行债券来对冲外资流入和通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减少货币供给，而这些政策并不利于健康的实体经济增长。为了阻止实体经济的下降趋势，并不让利率升得过高，政府实施了行政性的定向信贷宽松措施。
　　
　　更多的“教训中国”措施，包括美国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等压力，并不是最好的药方。相反，美国应该专注于降低其自身的财政赤字，从而帮助中国提振国内消费，而不是维持高储蓄并借给别国消费。如果美联储基准利率可以回到历史趋势水平，中国就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提高利率，以使其与增长模式协调并加速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
　　
　　简言之，世界需要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携手合作促进全球货币稳定。团结一致的中国和美国能够缓和金融抑制、阻止保护主义倾向、有助于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奠定坚固的基础。遗憾的是，麦金农的政策建议不受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欢迎，他们更偏好空洞的自由市场说辞所带来的短期政治好处。美国的领袖们应该认识到，前法国总理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描述的美元全球主宰地位给美国带来的“过度特权”，也包括了与其权利对应的巨大的责任。毕竟全球货币稳定是一种公益性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