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行长年会25日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落下帷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以及英国央行行长卡尼等重头人物缺席。本次会议讨论了全球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效应、未来退出量化宽松所产生的风险和协调管理等问题。 新兴经济体备受关注 伯南克曾借杰克逊霍尔的央行行长会议推出了QE。此后,主要发达国家释放的大量流动性以及今年以来美国可能开始收紧流动性的预期,始终搅动着新兴经济体市场。 由于资本连续流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及股汇市均出现震荡,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警告亚洲金融危机“幽灵”重现。 根据各国央行5月、6月和7月的申报,自今年5月初以来,由于资本外流和外汇市场干预,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央行的紧急储备已经锐减81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央行储备的2%左右。其中,从4月底到7月底,印尼的央行储备流失13.6%,土耳其减少12.7%,乌克兰减少近10%,印度的外汇储备减少近5.5%。由于这些措施没有产生明显效果,很多央行的储备可能在8月继续下滑。 就在此次央行年会召开前,巴西央行22日晚宣布,将在年底前拿出总共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以遏制本币雷亚尔的贬值。据报道,巴西央行行长AlexandreTombini本来预定参加24日行长会议的小组讨论,却在21日取消了美国之行,因其不得不留在国内监控巴西动荡的金融市场 。 显然,新兴经济体金融状况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关注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即使我们尽到了最大努力,大坝依然可能出现裂缝。”她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准备好提供政策建议和财政支持。 退出量化宽松需谨慎 与会者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各国央行的义务进行了探讨,显示出一定分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23日在年会上表示,全球主要央行利用非常规货币刺激措施提振了各自国家的经济,目前还不是撤出刺激措施的合适时机。她认为,类似于美联储所推债券购买计划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所有适用领域仍是必要的。在欧洲非常规货币政策仍能带来进一步的益处。至于日本,她认为很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撤出宽松政策。当各国央行开始撤出刺激措施、转向更常规的货币政策立场时,撤出的过程可能比一些人的预料更漫长。拉加德还强调了全球经济决策者增强合作的重要性。 一位前法国央行官员表示,放大效应、反馈机制的漏洞以及风险感知能力等因素使得退出任务更为复杂,中央银行之间需要密切、持续的对话以及合作。他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央行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以后也可以。 不过有些官员则认为,各国国内政策的优先目标不应从属于国际义务。 会议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辩护。黑田东彦认为,日本央行所制订的经济刺激方案正在发挥作用。黑田东彦还表示,一国央行出台宽松政策不一定会导致该国资本流出海外。黑田的言论似乎在变相地为日本的货币政策进行辩解。 英国央行由副行长查理·贝恩出席会议。贝恩的说法或多或少代表了英国央行的政策取向,他表示,我们应设法让央行制订的政策更加有效实用,而不应一味向市场注入过多资金。 除了央行行长们的辩论,经济学家的报告同样引人注目。一些报告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效应提出了质疑。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认为,由于受到几乎为零的低利率的制约,非常规货币政策没有效果。他对央行试图给金融市场提供前瞻指引的有利影响进行了驳斥。他认为,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显然都只有弱效应。论据是美联储实施了很长时间的宽松政策,美国的经济却未能强劲反弹。另一份对美联储的购买资产计划进行质疑的报告认为,央行所实施的量化宽松产生的效应十分有限,并没有央行自己说的那么显著。而西北大学的教授ArvindKrishnamurthy还对QE的溢出效应影响市场的渠道进行了研究,并且就此设定了一个美联储退出QE的具体步骤。 从以往经验看,去年最重要的货币政策曾为美联储退出最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前瞻指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次会议的研究也很可能对美联储未来几个月的决策产生影响。不过,今年的货币政策学术论文,大部分否定了现在美联储退出QE的沟通策略,这被认为有可能为退出QE设定硬性的量化指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尽管多项研究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提出了各种质疑,但几乎没有人呼吁立即撤回货币刺激政策。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还认为,美联储如果太快提高利率将是最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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