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代总裁：希腊债务重组绝非最佳选择

　　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最近一周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法国政坛的风云突变，一点都不会过分。上周六前，处于国际声望和政治生涯巅峰的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做梦也不会预测到今天自己会被囚禁在纽约一处监狱狭小的单人房间里。Bail，这个卡恩想来最为熟悉、这两年一再出现在Bail-out(金融危机中的救助)专业术语中的单词，如今让他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其另一层含义——保释。周一，纽约法官拒绝了其律师提出的保释申请。

　　悬而未决的案件，旋即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争夺和暗中斡旋。美国、欧洲和亚洲这三大阵营，各怀打算。欧洲(握有36%投票权)希望延续惯例，理由为眼下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尖峰时刻；亚洲(21%投票权)当然跃跃欲试；而美国(拥有17%投票权和否决权)财长盖特纳周三表示，IMF需要一个新领导者，并为周一起代行总裁之职的原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做了小小的广告和市场推广。

　　按照稍早的声明，利普斯基将于今年8月卸任，为过渡平稳计，其将转为顾问迟至11月才离开IMF。在考虑推荐新的第一总裁人选利普顿(David Lipton，白宫顾问)的同时，美国显然希望在新总裁到任前的权力真空期内，让利普斯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就在上周，《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利普斯基。自去年以来，我们和他有多次接触。和斯特劳斯-卡恩语速快、风格强势、思维活跃、政客技巧娴熟颇有不同，利普斯基温文尔雅，说话显得深思熟虑，更多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风格。尽管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在未来关键的几个月中，利普斯基对于欧洲(尤其是希腊)的看法、对于中国和亚洲的态度、对于全球治理的眼光，依旧值得高度关注。

　　欧债危机和IMF

　　第一财经日报：欧洲债务危机目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有一点非常明显，IMF和欧盟对希腊的联合救助计划并不成功，最晚在2012年第一季度不得不重返市场融资前，必须做些什么，否则希腊将难以为继。有一种观点认为，希腊的债务重组不可避免，无论是延长期限(Reprofiling)的软性重组，还是更加厉害的债务削减，对此你怎么看？

　　利普斯基：IMF和欧洲的决策者们已经达成一致，支持希腊延续到2012年底的经济调整计划，我们并不认为债务重组能够解决问题。当这一援助计划被通过时，我们已经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当时希腊处于非常困难的经济环境中，这是解决方案的起点。当然问题在于解决困境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选择，当时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中不包括债务重组这个选项。有很多理由支持这一选择，其中之一就是，希腊政府仍旧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即使政府不再偿还任何债务，他们仍将面临巨大的调整。总而言之，有很多理由支持我们选择了当时的方案。在如此艰难的情境下，要预测每个季度情况会如何演变非常困难，我们需要非常务实和灵活。我们现在正在和希腊政府商议，计划的调整将不可避免，但到目前还不会考虑重新展开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对于希腊来说这绝不是最好的选择。

　　日报：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有人认为西班牙是个定时炸弹，情况正在不断恶化。你如何评估该国的情况？

　　利普斯基：让我们回到半年前。半年前传统的意见认为葡萄牙需要IMF和欧洲合作提供援助计划，西班牙必然会陷入麻烦。半年后，葡萄牙得到了欧洲和IMF的援助计划，西班牙一切情况还算正常。

　　日报：也许并不可信的数据掩盖了真正存在的问题。

　　利普斯基：这说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西班牙政府进行了彻底的银行系统压力测试和其他一系列的测试，他们的大银行情况不错，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储蓄和贷款机构，问题并非可以忽略不计，但仍然可控。西班牙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他们也实施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措施，进行了预算调整，降低公共部门工资等，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日报：我们来看看IMF的下一步。下一任总裁是否会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

　　利普斯基：这个我没做预期，还是等着看。当然我们注意到目前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任命了新主席——新加坡的财政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他来自亚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他已经扮演了国际金融机构领导者的角色。

　　日报：IMF正在改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改变了对于资本管制的态度。在今年的春季年会上，IMF也提出了多边监督(以往是双边监督)。你认为IMF在未来五年会有什么变化？

　　利普斯基：未来IMF还会像现在这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际机构，成员国轮流执掌，反映经济权重。基金在成员国的制度设计上当然还会不断完善，我们希望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国家的人均收入逐渐趋同，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IMF投票席位的机制将更加民主。

　　我认为这些观念还没有被广泛认知，这是IMF非常独特的一方面，就机构本身设置而言，就要求其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民主。我们已经在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到全球经济内在的紧密联系，无论是贸易还是金融，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将会继续。此刻，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将更有效率地共同努力让经济可持续增长，增加稳定性，提升全球金融体系的效率。这对于IMF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不仅仅是未来的5年，在更长的时间内，全球的内在紧密联系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发展合作。

　　SWF和全球不平衡

　　日报：我们来谈谈全球的主权财富基金(SWF)。现在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仍在不断扩张，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目前全球经济的巨大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还在持续扩大。大家似乎无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进展，却需要更多的储备来保护本国。你认为上述趋势是否将会改变，针对降低外汇储备，IMF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政策目标？

　　利普斯基：首先是全球不平衡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努力试图降低全球不平衡程度，这是G20架构下为建立强健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主要目标，并通过多边相互评估(MAP：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的方式和过程来实施。G20的部长们近期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已经就共同评估程序的综合方案达成一致，这一指导方案将评估程序推入下一阶段，将更细致地评估一组关键国家的政策可持续性。评估将在11月份的G20峰会上由各国的领导人来最终敲定。

　　日报：有7个国家被选中了，IMF被G20授权将这一指导方案具体化。IMF具体会做些什么？

　　利普斯基：这个具体化过程实质上还是由G20来决定，尽管IMF被委派来对这些政策实施独立的评估，但仍旧是G20通过这个架构小组来测试重要国家政策的一致性和恰当性。这基于一个基本观念：通过协调合作的途径来设定预算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产生对每一方都有利且可持续的结果。各方在政策合作中所作出的努力前所未有，政策合作的目标就是降低不平衡。

　　而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仅和不平衡相关，这和储备有所不同。关于多少储备才是合适的，有很多的研究。IMF研究人员近期研究出一种衡量储备充足性的方法，IMF成员对此进行了探讨。这只是初步的探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不过从中也不难看出亚洲国家的储备从技术上衡量是充足的，相对于传统的储备目的而言，部分国家的储备确实是过多了。一般较典型的储备用于短期结算，是在危机状况下的缓冲。对于储备远大于这一所需的国家，不管储备积累来自什么原因，在大部分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将外汇储备交于主权财富基金，如中国的CIC，基于社会保障和对冲出口价格波动等目的进行长期投资，这与储备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管理得当有效，这些投资将有利于增加金融市场的稳定。

　　日报：中国在“主权基金最佳实践框架”中的角色，是否与其在全球市场中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相适应？

　　利普斯基：让我们回看2008年，当时有很多质疑，认为这些主权基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即使有一个协调组织，也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但事实上他们不仅汇聚到一起，而且达成了一个一致原则——圣地亚哥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主权基金，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圣地亚哥原则”提供了一套营运和管理的指导方针和有用的建议。这些主权基金还建立了国际主权基金论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这一论坛，CIC是这其中非常有建设性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