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人士仍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人为地限制人民币升值步伐，从而使出口企业赢得额外竞争力，而近日，所有的市场目光都聚焦于中美最高首脑的“胡奥会”上，这种质疑声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就在中美两国进行元首会晤的同时，人民币汇率问题再一次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日前，有数位美国参议员试图再次就人民币汇率施压，并表示美国国会今年将通过立法打击操纵汇率国家的政策。汇率问题所引发的政治关系变化耐人寻味。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访美前夕就被各方认为是此次会面最重要议题之一的汇率问题率先发声，这在无形当中使相关话题的会晤获得主动地位。
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国领导人对被各方认为是此次会面最重要议题之一的汇率问题作出公开回应：明确表示，中国采取以市场供求为依据，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通胀很难说是决定汇率政策的主要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上述采访中还谈及对美元的看法时指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产物。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被用于大量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以及大多数投资和金融交易。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有着重大影响，正因如此，美元的流动性应当保持在合理而稳定的水平”。
这段话，被部分市场人士解读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批评。
有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抛开政治因素，仅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中国这次之所以能够以强硬的态度回应汇率问题，原因有两点，其一，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饮鸩不止渴。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这是基于对于美国经济转型考虑。美国经济份额70%是通过内需，其中主要是消费，消费又有相对部分是通过消费信贷实现的。但是，在目前高失业的背景以及地产价格低迷的背景下，美国消费者的存量财富和增量收入都受到限制，通过消费工具的手段，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暂时走不通了，美国经济转向出口和投资。
专家称，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中，美国自身也很难从中获利。因为美国经济模式最典型特点是通过消费拉动经济，这样一个模式很难瞬间改变以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杠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转化过程。就像谈中国经济，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发展内需一样。经济转型需要三五年的周期，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不能拔苗助长。
美国通过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推低美元汇率，以此放大美国出口，但美国国内的生产成本跟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多少倍，这已经超过汇率调节范围。按这样的逻辑，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经济自身也是很难获利的。
也就是说，美国货币政策的软肋使得其本轮中美之间汇率问题探讨上变得被动起来。
此外，使得中国在谈判中增加筹码的另一原因在于，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采取多种方式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我国施加压力，然而中国政府一再排除外部干扰，顶住压力，根据自身需要和安排，确定汇改目标，并稳步推进，获得了初步成效，并且此举也得到了大多数国际社会的认可。
事实上，自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超过20%。专家认为，尽管汇率变动对一国物价具有传导效应，但近年来汇改政策对我国实际物价影响较为有限，升值并不意味着必然将缓解输入性价格上涨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升值理论上能够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但这并不是人民币升值的动力和原因，最多只能看作是结果。从实践来看，本币升值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通胀并无定论。例如，在日元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漫长升值历程中，1985-1995年日元升值虽然较快，但本国通货膨胀并没有表现出下降趋势，而是逐渐抬高。这与日本当时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内需有关。这说明升值能否缓解一国通胀压力，不光受制于升值幅度和时间等因素，更主要还是取决于国际和国内的宏观经济、流动性等情况。
专家表示，从短期政策和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正在运用更多的货币政策手段来解决国内通胀问题，而这也为下一步的汇率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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