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前瞻2015年全球大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2015年的正确选择
　　
　　[ 美国国会接受IMF改革，将向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释放出后者期待已久的信号——世界在寻找全球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时重视它们的声音和它们的资源 ]
　　
　　随着2014年临近尾声，全世界的决策者面临着三大基本选择：为经济增长而奋斗或者接受停滞；努力改善稳定状况或者陷入分裂；合作或是单干。赌注是巨大的，2015年极有可能是全球社会“非立即破”(make-or-break)的一年。
　　
　　首先，面对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世界需要增长和就业来支持繁荣和社会团结。金融危机爆发已逾6年，复苏仍然疲软又不平均。预计2014年全球增长只有3.3%，2015年只有3.8%。一些重要经济体仍在与通缩抗争。2亿多人陷入失业。全球经济有可能陷入“新平庸”(new mediocre)——长时间的慢增长和就业创造上的萎靡。
　　
　　要想摆脱停滞，我们需要政策动力。如果实施11月份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达成一致的措施，全球GDP增速将在2018年提高2个百分点——相当于全球增加2万亿美元收入。此外到2025年，如果“将性别差距缩小25%”这一深得人心又合情合理的目标能够实现，1亿妇女将能获得她们从未得到过的工作。全球领导人已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督这些增长战略。我们会承担这一责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项改革一项改革地进行监督。
　　
　　除了结构性改革，创造新动力还需要动用一切可以支持全球需求的工具。只要增长一直低迷，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就依然必不可少——但我们必须提防潜在的溢出效应。财政政策应该关注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同时维持中期信用。劳动力市场政策应该继续强调培训、平价的儿童看护和灵活办公。
　　
　　在考虑第二项选择——稳定或分裂时，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让我们日益互联的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自二战以来，金融一体化程度增加了十倍。国家、经济体之间彼此密切相联，市场情绪的变化总是会造成全球影响。因此，完成金融部门的改革日程十分关键。
　　
　　诚然，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银行监管和治理“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方面。但如今各国必须实施改革，改善质量和监督。我们还需要更好的非银行业规则、更严格的影子银行监督、改善衍生品市场安全和增加其透明度。还需要尽快消除金融部门的数据缺口，以便监管者能恰当地评估金融稳定风险。
　　
　　最重要的是，必须改变金融部门的文化。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为经济的其他部门提供服务，而这只有在金融部门获得依赖于其服务的人——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信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重塑信任应该从竭力促进和加强全行业道德行为开始。
　　
　　第三个选择——合作还是单干——最为关键。没有哪个经济体是孤岛一座；事实上，全球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一体化。想一想，50年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只占世界GDP的大约1/4。如今，它们贡献了一半的全球收入，并且这一比重仍在上升。
　　
　　但主权国家已不再是舞台上唯一的选手。新的利益相关方全球网络已经形成，成员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公民活动家——他们的力量常常来自社交媒体。这一新现实需要新的应对。我们必须更新、调整和深化我们合作工作的方法。
　　
　　要实现这一点，可以依*已经存在的、有效的合作机构。IMF这样的机构应该变得更具代表性，以体现全球经济的动态变化。在21世纪全球治理结构中，应该纳入“新影响力网络”并给它空间。我称之为“新多边主义”。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全球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唯一办法。
　　
　　2014年是艰难的一年。复苏缓慢，一系列危险的地缘政治风险涌现，世界还面临着可怕的埃博拉疫情大暴发。明年也将是艰难的一年，但可以成为一个好年头——一个真正的多边之年。
　　
　　全球贸易的新动力有助于解放世界贸易，我对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在2015年接替千年发展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也对明年年底的全面气候变化协议达成的前景抱有很大希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会接受IMF改革，将向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释放出后者期待已久的信号——世界在寻找全球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时重视它们的声音和它们的资源。
　　
　　增长、贸易、发展和气候变化：2015年将是各种重要的多边计划汇合的一年。我们决不能让它们失败。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欧洲央行[微博]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欧元货币联盟的稳定与繁荣
　　
　　有一个普遍的错误概念——欧元区是一个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但这反映的是对货币联盟含义的严重误解。货币联盟之所以成为可能，唯一的原因是欧盟国家间已经实现了深度一体化——而共用一种货币深化了这个一体化。
　　
　　如果欧洲货币联盟比许多人想的更有韧性，其唯一原因是质疑它的人误判了它的政治面。他们低估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它们集体投资的规模以及它们联手解决告急的共同问题的意愿。
　　
　　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的货币联盟仍不完善。两年前，所谓的“四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行长和欧元集团主席)做出了这一诊断。此外，尽管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其他方面的工作仍有待完成。
　　
　　但“完善”货币联盟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创造一系列条件，使加入其中的各国能获得更大的稳定与繁荣。加入其中比位于其外更好。
　　
　　在其他政治联盟中，凝聚力通过强大的共同身份来维持，但往往也通过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持久的财政转移从而在事后实现收入平均来维持。在欧元区，这一国家间的单向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存在(欧盟一体化政策中确实有关于转移支付的内容，但规模有限制，并主要是为了支持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赶超”过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来确保每个国家都会因为加入欧元区而持续变得更好。
　　
　　这主要意味着两点。首先，我们必须为所有国家创造独立繁荣的条件。所有成员国都需要能够利用单一市场中的比较优势来吸引资本、创造就业岗位。它们还需要足够的灵活性以快速应对短期冲击。这就需要采取结构性改革来刺激竞争、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
　　
　　到目前为止，是否实施这类改革基本上仍是国家的权力。但在像我们这样的联盟中，这显然也是共同利益。欧元区国家需要相互依赖来实现增长。更基本的是，如果结构性改革不足，导致了货币联盟内部的持久分化，就将制造退出(欧元区的)幽灵——所有成员国最终都会因为这一幽灵而蒙受损失。
　　
　　在欧元区，各地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各国共同繁荣。因此，有很强大的理由在欧元区内共享更多的主权——这样才能构建真正的经济联盟。这不仅意味着加强现有程序，还意味着共同治理：从合作转变为共同决策，从规则转变为机构。
　　
　　财政转移缺位的第二个影响是各国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其他机制，以共担冲击成本。即使是较灵活的欧元区经济体，内部调整也永远慢于拥有本国货币时的情形。因此，风险共担是防止衰退留下永久疤痕、刺激经济分化的关键。
　　
　　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是通过金融一体化来改善私人风险共担机制。事实上，我们越是不希望公共风险共担，就越需要私人风险共担。欧元区银行联盟应该成为鼓励深化银行部门一体化的催化剂。但风险共担也事关资本市场改革深化，特别是股市，因此，我们还需要快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
　　
　　但是，我们仍必须承认财政政策在货币联盟中的关键作用。专注于欧元区价格稳定的简单货币联盟无法应对只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冲击。因此，为了避免长期的地方崩溃，国家财政政策起到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要让国家财政稳定器起作用，政府必须能够在经济受压时，以低廉的成本借贷。强大的财政框架对于实现这一目标、阻止国家间传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危机经验表明，在极端市场紧张的时期，即使是坚挺的初始财政状况也无法给溢出效应提供绝对保护。
　　
　　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经济联盟：如果提高国家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信心，它们采取消极措施应对暂时性赤字升高的可能性就越小。通过让政府致力于结构改革，经济联盟可以提供让各国真正摆脱债务的压力。
　　
　　说到底，国家间经济趋同不能只依*设立货币联盟的门槛与标准，或者设立有时需要满足的条件。国家间经济趋同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要满足的条件。出于这一原因，要完善货币联盟，我们最终必须深化我们的政治联盟：在新的机构秩序中明确权利和义务。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所罗门：中美须在利益圈重叠处找到共识
　　
　　77岁的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目前是美国兰德公司的资深研究员。1971年，他曾随同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89 ~1992年，他曾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近日在纽约大学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资本市场年会上，《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所罗门。他说，中美双方的利益影响圈有重叠之处，因此需要双方找到共识。
　　
　　第一财经日报：中美实现签证互惠，相互发放有效期长达10年的旅游签证。这对两国关系有何影响？
　　
　　所罗门：初步反应是中国民众对这个新进展非常高兴。这一新协议有助于增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对学生和商务人士都有利。我想这对中美关系非常正面。长期签证促进人们来往。但两国的领导人必须解决更复杂的事情。
　　
　　日报：两国领导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安全问题。中国提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从华盛顿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一关系？
　　
　　所罗门：我想现阶段两国领导人还处在为这一关系添加具体意义的阶段。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有自己的影响圈。美国也基于历史，有自己的影响圈。但是双方的利益影响圈有重叠，这种地方就需要双方找到共识。11月，两国元首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和延长签证有效期上的共识。这些共识标志着双方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能发现共同利益。
　　
　　日报：很多分析师认为，中国需要证明自己没有兴趣在亚洲追求中国版的“门罗主义”。请问你怎么看？
　　
　　所罗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拥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形成了看法。但世界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曾是东亚历史上的超级大国，但现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拥有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例如日本和韩国。现在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于明朝时的世界。这就是基辛格博士倡议的“太平洋区域”——没有一个主导国家，而是许多国家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利益。
　　
　　日报：你既然提到没有一个国家应该主导一个地区，那么如何看待美国被称为“世界警察”？美国是否应该改变？
　　
　　所罗门：从1941年美国卷入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安全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坦率地讲，美国并不希望扮演这样的角色。在二战前的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处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人更愿意待在家里，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但从1941年到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断影响着美国的安全利益。
　　
　　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人还是希望能待在家里。但是美国受到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美国必须承担起美国人不见得喜欢的责任。从根本上讲，美国并不希望成为“世界警察”，但不幸的是，国际上发生的事情迫使美国继续负起从二战时就开始负担的责任，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也为了国际的稳定和安全。这一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日报：你认为中美有没有意愿和可能建立互信？
　　
　　所罗门：我只能回答美国方面的想法。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我们有8位总统表示过美国相信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对美国有利。美国显然希望中国能够有良好的发展。
　　
　　但中美之间对于世界该如何组织和发展存在分歧。我们处在一个新阶段。冷战已经结束，但还有很多遗留问题。我们有自冷战时代就存在的同盟国，它们帮助稳定世界局势。东盟各国还希望美国能够帮它们发展经济、提升安全。这些因素不会消失。所以中美必须在冲突的地方找到共识以解决问题。
　　
　　日报：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同时控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请问这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所罗门：共和党有很大的商业利益，所以更容易与中国合作。但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会成为共和党关心的核心问题。共和党控制国会对中美关系有积极的一面，也会使得人们重新意识到一些问题。中美还是会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讨论。
　　
　　日报：你如何展望2015年的中美关系？
　　
　　所罗门：新一年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天平在中美间摆动。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表现良好。页岩气革命对美国经济有很大的帮助。而中国面临经济挑战。坏账问题将是主要的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方向。挑战在于如何实现这些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