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温暖的早春天气把占领运动的支持者又带回了曼哈顿祖科蒂公园。17日,数百名支持者们重返公园,庆祝“占领华尔街”运动半周年。然而半年来,一度席卷全球近千座城市的占领运动,如今追随者日渐稀少。随着运动经费到月底即将花光,这一次贷危机以来最壮阔的左翼运动行将结束。 虽然街头运动已然式微,但美国思想界的反思正在升温,两者关注的是同一焦点:美国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 美国俄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 Kuznets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Kuznets曲线理论,其认为随着工业化发展,收入差距会呈现n型走势,即在工业化初期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而随着民主化、福利国家政策等因素,收入差距在触及顶部后会逐渐回落。这一理论的确反映了19世纪前半叶的真实情况,但后半叶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n型走势反转为u型走势,美国收入差距开始急剧扩大。 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Emmanuel Saez的最新研究,美国最富有10%群体的收入占美国个人总收入的比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陡升,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期间有所回落,但目前的比例已接近1927年大萧条前的水平,这意味着目前美国10%的最富裕阶层掌握了约一半的国民收入。更令人吃惊的是,在2009-2010年的复苏期,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 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占领派简单地归结于资本家的贪婪,但这显然不太具有说服力,因为资本家并不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贪婪的。美国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两点原因:科技进步和全球化。 回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技术也曾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例如,使用蒸汽机的作坊产量一定高于使用人工或牲畜作为动力的作坊,因此必将扩大两者间的收入差距。如今,技术再次扮演了这一角色,人的天然智力和知识差距被技术无限放大了,科学技术和金融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始展现出越来越大的非对称性特点,即聪明人将借助科技工具获得更多社会财富。 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就是一例,不到八年时间,他就从一介穷学生成为身价超过300亿美元的全球第六大富豪,这种暴富神话在一百年前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科技进步令富者愈富的同时还可能令穷者愈穷,哈佛商学院教授shoshana zuboff所说的“智能机器时代”,机器人正从蓝领甚至普通白领手里夺走工作,并且导致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脱钩。Facebook上市后市值料将超过750亿美元,但只雇佣不到3000人,而传统制造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市值为350亿美元,却在美国本土雇佣了7.7万人,在全球雇佣了21万人。更可怕的图景是,未来机器人也将接管这些工作机会。 收入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全球经济效率,做大了全球经济蛋糕。但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受益的是高端金融、科技产业等部门,受害的是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产业外包不仅带来了制造业空心化,也正在掏空美国的传统中产阶级。 目前美国制造业岗位总数为1180万个,比1979年的峰值1980万个减少了40%。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贝在《金融时报》专栏中写道:“美国科技和全球化放大了工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如果薪酬依据业绩而定,以实现激励最大化,那么不平等的扩大就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年初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忧心忡忡的论文《历史的未来:中产阶级衰落是否会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终结?》,他认为,科技进步和全球化正在瓦解西方战后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的基础:坚实的中产阶级,在科技和全球化时代必须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来回应这一危机。 显然,从整体来看,美国是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绝对不是反科技和反全球化,而是政府需要对再分配机制进行调整,发展出一种在科技和全球化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再平衡的制度设计。奥巴马政府在次贷危机后试图推出的“巴菲特规则”(给富人加税)、“沃克尔规则”(限制华尔街),可以被视为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显然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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