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秘档：蒋介石1949年将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里，国民党政府不断用商船军舰运出大量白银及银元，总量在3000吨以上，连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上也装有30万块银元。1949年后半年，“嫡系”国民党军队的薪饷就是发银元与黄金。

　　第一批国库黄金运台

　　1948年12月2日凌晨，上海外滩全面戒严。

　　英国记者乔治·瓦因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一边的客房。午夜之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戒严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在黄浦江边上。

　　乔治凭着专业的直觉，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埔滩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上海黄金挤兑惨剧

　　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元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惨案。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元941341块（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举世坐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第一批运走80吨黄金？

　　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些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Lester 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她不知哪一说是正确的。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

　　后三批运走170万两

　　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601111,股吧)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运金幕后的蒋介石

　　前中国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在主持。1948年12月谁是总裁，是俞鸿钧。

　　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7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到上海，10月8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照前述，蒋日记到11月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之前，蒋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台湾，于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说：“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虽是官方文告，可谓印象良佳，尤其中共打游击出身，没有海空军的基础，台湾海峡就可成为安全的天然屏障。　

　　这种以台湾为未来国民党政府之“复兴基地”、逃亡之“避风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缩小范围……另起炉灶”（1948年11月24日）。蒋早在1948年2月已经以自己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作为基础的一支“台湾警备旅”，在台成军（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原任卫队副的王惕吾（后以运台黄金开办《联合报》及美洲《世界日报》）即担任其中第二团团长。“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步兵师。

　　1948年11月初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淮海战役开始。该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覆没。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遭杜鲁门总统之冷落。除战场上失利外，蒋此时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央行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　

　　作者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