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元在全球奠定了霸主地位。然而,新的货币体系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向各国央行保证,可以在任何时候以美元兑换黄金。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库的确拥有全球市场上大部分的黄金,足以兑现这一承诺。但是,美元扩张的速度很快远超金矿的开发速度,黄金逐渐变得稀缺,兑换承诺挑战巨大。 其次,世界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高度稳定,这看似不错,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金,其前提是美国长期出现贸易逆差,美元才能扩散到世界各地,而长期的贸易逆差又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这很矛盾。美元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只要各国央行继续持有美元储备而非黄金储备,自然也就没什么令人担忧的。比方说欧洲各国央行就非常愿意持有美元储备,这不仅是因为美元的交易费用低于黄金,而且也是因为它们可以赚取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冷战时期,为了拉拢欧洲各国组成同盟国,美国也乐得让欧洲各国央行赚点利息。而美国政府(甚至美联储)输出美元的真实意图,是为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创造新的前哨基地,为美国产品打开海外市场。 随着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西欧的经济复苏,将促使该地区较少受前苏联的影响。于是从1948年到1954年,为了“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华盛顿的“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70亿美元被输送到欧洲。因为美元这一独特的角色,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试想一下,所有贸易均在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 然而,面对美元大规模地流向海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也就暴露出来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膨胀,随着美元债务的增加,人们对美国能够兑现以美元兑换黄金承诺的信心减少了。 美联储担心,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将导致欧洲盟国怀疑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如果这一怀疑变成现实,事态将发展成各国银行的挤兑——欧洲各国政府同时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美国无法同时满足这些要求。这样一来,面临崩溃的就不仅是美元,还有全球的金融体系。 那时正值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美联储的决策者计划将货币制度中的固定汇率,转变为可浮动的汇率,但仅限于在狭窄的范围内浮动;美国因越南战争产生的庞大费用,又迫使美联储过多地发行美元以支付累积的债务,这一策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模糊。 尼克松总统上台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确定的政府目标是说服欧洲盟国,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帮助美国提高出口地位,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是个雷厉风行的强硬派。 康纳利为人所知的硬汉形象,至少要追溯到1963年。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那天,康纳利正陪同总统乘坐豪华轿车,子弹也穿过了他的身体。但他后来完全康复了。康纳利的头脑就像他的身体那样顽强,他在华盛顿成功地闯出了一条仕途。作为财政部的领头人,康纳利坚持认为减少预算赤字,将导致美国经济降温,政府绝不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康纳利随之转过头,对欧洲各国的国家元首施压。康纳利有强硬的理由: 如果欧洲各国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它们就不得不找出一种方法,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最后,康纳利对欧洲盟国丢下了他的名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与其说康纳利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要说服欧洲,倒不如说他是在强行对欧洲施压。欧洲各国被美国的霸气镇住,在美国的强迫下,只有调整本国货币兑美元汇率,有点打落牙往肚里咽的感觉。这种局面还维持了一段时间。不过欧洲各国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也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 “美元过剩”的危机终于出现,美国的贸易逆差又开始膨胀,蚕食了欧洲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欧洲各国因此纷纷抛售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是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面对这种情形,美国一直撑到1971年。同年8月,众议院外汇兑换附属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结论是: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导致了“美元被高估”,解决的方法就是改变汇率制度。 报告出炉仅仅一个星期,尼克松便根据这一“处方”采取了紧急措施。8月15日,一个非常炎热的夏日夜晚,总统尼克松通过美国三大电视网络,向全世界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制”,暂停国外央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 从这一天起,黄金正式退出了货币体系。其实早在8月初的一个周末,为使美国摆脱经济困境,尼克松与他的15名顾问聚集在度假地戴维营,他们经过激烈的争辩,才做出放弃美元“金本位制”的计划。这一举措,就是后人称作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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