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政府和我们欧洲及国际伙伴之间的沟通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就解决长达数年的经济危机,让希腊走上可持续复苏之路交换了很多意见。可是,至今还都没有协议达成。这是为什么?想要制定出一份可行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改革日程,到底需要哪些步骤? 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们已经达成了许多共识。希腊的税务系统需要完善,国家税收机关必须免于政界和企业界的影响。退休金系统状况堪忧。经济的信贷循环已经中断。劳动力市场被危机摧毁,已经高度片段化,生产率的增长也陷于停顿。公共行政急需现代化,公共资源的使用必须更有效率。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了新企业的产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受到了过多的限制。财富不均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水平,阻止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支持必要的变革。 尽管双方在这些问题上都有着一致的认识,但是要就希腊的新发展模式达成协议,还需要克服两大障碍。首先,我们必须就希腊财政整顿的具体方法达成共识。其次,我们需要一份全面的,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改革计划,作为整顿之路的基石,让整个希腊社会建立信心的支点。 说到财政整顿,方法至关重要。“三驾马车”(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微博]和国际货币基金)多年以来依*的,一直是一种逆推法的逻辑:他们首先确定一个具体时间(比如2020年),以及一个名义债务对国民收入的比率(比如120%),只有按时达到目标,资金市场才可以按照合理的成本向希腊放款。接下来,按照对增长率、通货膨胀、私有化收入等等因素相当随意的假定,他们计算出每年必要的基本盈余,一直逆推到今天。 在我们的政府看来,这种方法的结果,就是一个“紧缩陷阱”。当财政整顿被界定为在未来某一节点达到某一预定债务比率目标的工作,为此必须获得相应基本盈余的努力就将使得私营部门无法达成预期的增长速度,进而让整个财政整顿计划脱轨。事实上,希腊之前的那些财政整顿计划之所以全部遭受惨败,关键也正在于此。 我们政府的观点是,这种逆推法必须放弃。相反,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前瞻性的计划,以和我们产出增长速度、净投资和出口扩张相匹配的,合理的基本盈余预期为基础。不然的话,就无法保证希腊经济和债务比率的稳定。如果这意味着到2020年的时候,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会高于120%,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理顺,重新安排或者重组,大家必须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确保希腊的债权人们将获得的价值的最大化。 要避开紧缩陷阱,除了就我们债务是否可承受的分析说服三驾马车之外,我们还必须克服第二个障碍,即“改革陷阱”。我们的伙伴们一致坚持以前的改革计划,但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接受,因为那是以国际干预、工资和退休金削减、劳动保护的损失以及公共资产最大价格私有化为基础的。 我们的伙伴们坚信,只要假以时日,这样的做法就能够生出效力。如果工资进一步降低,就业情况就会改善;要解决退休金系统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削减退休金;私有化应该以获得更高的售价为目标,来偿还许多人都(私下里)同意根本无法支持的债务。 相反,我们的政府相信,这计划已经破产,使得国民厌倦了改革。破产的最直观证据就在于,尽管工资和成本都已经大幅下跌,出口依然没有增长(经常账赤字的消除几乎全部都是进口崩溃的结果)。 进一步降薪也不会让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获得什么额外好处,他们现在都深深受困于信贷紧缩。退休金的进一步削减也不会解决退休金系统的真正问题(低就业率与大量劳动力不申报)。这些措施只能让已经高度紧张的希腊社会结构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使其无法为我们急需的改革计划提供支持。 我们和伙伴们目前的分歧并不是无法调和的。我们的政府非常急切地想要理顺退休金系统(比如,限制早退休),继续推行国有资产的部分私有化,解决阻塞信贷循环的不良债款,建立一个充分独立的税务委员会,以及鼓励创业。差异其实只是在于,大家对各种改革措施与宏观经济环境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迅速达成共识。希腊政府希望找到一条真正行得通的财政整顿之路,找到一整套各方面都相信其重要性的改革方案。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服我们的伙伴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建议是战略性,而不是战术性的,相信我们的逻辑是合理的。他们的任务则是抛弃那些已经破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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