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今天主要不确定因素是中国

　　2013年进入尾声之际，传奇投资者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全球经济有两大特色。一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经济体都给世界带来有益的正能量，欧元区是例外。二是所有正在浮出水面的全球经济问题都带有政治色彩。
　　
　　索罗斯指出，日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行量化宽松（QE）是有风险的实验：增长加快可能推升利率，失去持续偿债的能力。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宁可冒险，也不愿让日本慢慢受死。从舆论的热情判断，日本普通民众也会积极支持安倍。
　　
　　他警告，欧盟正往日本竭力摆脱的长期滞胀方向前进。这种趋势有很高的风险，成员国可能熬过像日本过去那样的“失去的十年”、甚至更久的失落，但欧盟并不是真正的国家联盟体，它可能很容易就被这样的失落摧毁。
　　
　　以德国马克为模版设计的欧元有个致命的缺陷。
　　
　　欧盟创造了一家共同的央行，却没有共同的财政部。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成员国能控制欧元标售的政府债券，这些债务存在违约风险。
　　
　　所以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多个成员国陷入负债过重的困境，风险溢价使欧元区永远存在债权国与债务国的鸿沟。
　　
　　假如各成员国发行欧元债券，倒可能克服这种弱点。
　　
　　遗憾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排除了欧元债券的可能性，这体现了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出现急剧变化。
　　
　　两德统一以前，德国是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今，在衡量统一的成本之后，德国纳税人决定避开给欧洲债务国买单的麻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默克尔坚称，每个成员国都应该管好自己的金融机构，应该全额偿还政府债务。
　　
　　可德国没有意识到这是在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犯下的严重错误。时任法国总理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坚持战败国德国要赔款，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趁机在德国得势。
　　
　　默克尔的政策正是给欧洲其他地区的极端主义运动可乘之机。
　　
　　欧元区目前管理借贷的机制还会维持下去，因为德国始终会尽量少投入力量保证欧元存在，而且市场和欧洲机构会惩罚任何挑战贷款安排的成员国。
　　
　　尽管如此，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欧洲的金融机构已经认识到，紧缩会适得其反，已经不再对成员国增加财政管制。
　　
　　债务国已经因此得到一些喘息空间，即便没有任何增长前景，金融市场也算稳定了。
　　
　　展望未来，索罗斯预计，危机会源于政界。
　　
　　先从欧洲说起。
　　
　　实际上，这类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因为欧盟变得很“自私”，过于关注内部事务，无法完全响应来自叙利亚或是乌克兰的外部威胁。
　　
　　但欧盟这样做的前景却比毫无希望更恶劣，俄罗斯的威胁死灰复燃可能颠覆当前的局面，导致欧盟解体。
　　
　　金融危机让欧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再也不是那个激发众人热情的“梦幻之物”。
　　
　　成员国当初为共同利益而牺牲部分主权自愿结盟。他们之间本是平等关系，因为一场欧元区危机就沦为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事实上，欧元还可能让欧盟集体毁灭。
　　
　　再看美国。
　　
　　与欧洲不同，美国是发达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页岩能源开发赋予美国全国制造业重要的竞争优势，石化产业的优势尤其明显。
　　
　　美国的银行和家庭去杠杆取得进展。QE推升了资产价值。房产市场已经好转，建筑业的失业率在下降。
　　
　　自动减支对政府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要消失。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出现逆转迹象。
　　
　　两党当道的政治系统已正常运转200年，因为两党都不得不竞相在大选中争取中间力量。
　　
　　宗教本位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联盟夺下了共和党的阵地，后来又加入了新保守主义势力，这一派新进势力将共和党推向了极右立场。
　　
　　为了争取中间力量，民主党也在尽力赶上形势变化。两党合谋在国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因此，活动家主导的党派初选取得了比大选更优先的地位。这使美国政界告别了极化。
　　
　　最终，共和党内的茶党势力玩过了火。
　　
　　去年的联邦政府关门结束后，共和党的旧部开始反击，这应该会导致两党系统卷土重来。
　　
　　今天全球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欧元，而是中国未来的走向。
　　
　　支持过去中国迅速发展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
　　
　　这种模式取决于中国家庭的金融压制，目的是推动出口和投资增长。
　　
　　家庭部门对GDP的贡献比例缩减到35%，家庭的储蓄再也无法为当前的增长模式提供足够的资金。
　　
　　这已经导致国内多种债务融资增加。
　　
　　中国的金融环境与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主流环境有些诡异的相似之处。
　　
　　但这两者也有些明显区别。
　　
　　美国的金融市场通常主导政治。在中国，国有银行是主要参与者，经济体的主要力量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中国央行了解存在危险，2012年就开始采取行动控制债务增长。
　　
　　可直到债务增长下滑开始真正产生萧条威胁时，中国执政党才开始动用最高权力。
　　
　　2013年7月，中国领导层决定支持国内钢铁企业复产，中国央行也放宽信贷给予帮助。经济形势开始改善。
　　
　　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远大的改革目标。这些进展成为全球前景近来好转的主要原因。
　　
　　与结构改革相比，中国的领导层更看重经济增长，这样做没错。
　　
　　因为结构改革要与财政紧缩结合进行，这样会导致经济体陷入通缩的混乱局面。
　　
　　中国目前的政策存在未能解决的矛盾：钢铁业复产也会重新助长债务大规模增加，不可能持续几年以上的时间。
　　
　　怎样及何时解决这种矛盾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的成功转变很可能需要推行政治与经济改革。
　　
　　如果失败，中国政界领导的公信力就会下降，对内会加强管制，对外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此外，索罗斯还提到另一个未决的大问题：合理的全球管理。
　　
　　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缺乏一致，这会加剧叙利亚这类国家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必说为应对全球变暖扫除障碍。
　　
　　但与今后几年出现的中国谜题相比，现在还不明确全球缺乏管理的局面是否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