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70年的局部战争史看,美国始终将战争作为其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工具之一。但对于国际石油市场,只要是由美国亲自策动或出兵的、与产油国有关的局部战争,国际油价短期(1-3个月)几乎都没有上涨,并且更多的时候国际油价是在下跌。并不是在产油国发动战争,石油供给中断,就会引起国际油价上涨这一简单的结论。尽管战争与油价系已经跳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给予的结论,但它依旧没能跳出战争的本质——转嫁经济危机。 尽管2011年美国用于进口石油和成品油的费用比2010年增加了1250亿美元,但有专家计算,自2002年以来的5年间,美元贬值已使世界各国的21.18万亿美元资产严重缩水。通过美元贬值,美国直接“赖账”3.5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可赖7160亿美元。所以,二者相比,自然会选择通过贬值和制造各种事端来维系其举债立国的策略。 虽然美国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4年之久,可举债度日的哲学架构依然没有改变,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就必须继续举债,且希望举债成本越低越好。于是,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美国评级机构陆续调降了近百家欧洲银行的信用评级,将欧洲的债务危机引到了欧洲主要银行的身上,迫使欧洲的各路资金回援欧洲母国的银行,同时,也短期成功地将全球的避险资金再次吸引回了美国,使连续两次量化宽松后本应贬值的美元,再次从美元汇率指数蛇形通道的下轨向上拉回。 但由于2011年9月22日至10月27日纽约商品交易所10年期国债期货收益率暴增了39.68%,使美国财政部发债成本暴增。使评级机构“攻击”欧洲银行转嫁危机的效率在递减,于是,在此背景下重新开始催化和升级了伊朗核危机。 尽管伊朗是世界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可美欧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和石油禁运,却增加了全球主权财富等基金对金融资产避险的需求。从资本流向上看,2011年12月6日 至2012年1月3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10年期国债期货交易者和总持仓量分别猛增了20%和25.38%,其中,杠杆基金和资产管理者的空头持仓量分别增加了128.75%和45.23%。而其期权交易者和总持仓量也有同样的暴增规律。因此,美国财政部利用伊朗核危机的避险需求,成功地、低成本地完成了在全球融资的预期发债目标。 而从石油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情况看,2011年10月11日 至2012年1月31日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的ICE原油期货和期货期权总持仓量分别下跌了26.08%和24.63%,而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的迪拜原油日历互换期货、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布伦特-迪拜互换期货期权等合约的交易情况大体一致。仅有WTI原油期货总持仓量增加了8.05%。 自从2011年利比亚战争后,美国为了控制国内通胀,从4月底之后,美国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持续提高了石油等商品合约的交易保证金。使交易者的交易成本暴增,迫使更多的交易商减仓或退出了石油等商品的非实物交易。即使伊朗核危机不断升级,伊军方又放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连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演,可国际资本还是进到了美国国债等金融实物及其衍生品市场,或回援救助欧债危机中的欧洲银行,几乎就没将伊朗的“威胁”当回事。 况且,利比亚战争后,美国石油企业在利用油价高位回调之际,大量抛售了商业石油储备,减仓规模达6.32%,且至今没有进行回补,这些对国际油价一贯反应机敏的美国石油企业,同样没有将伊朗的“威胁”当回事;再加上欧盟可以选择通过战略石油储备调库、融借,并与炼油装置同步升级改造等组合方式消化伊朗对部分欧洲国家的石油停供。因此,种种迹象表明,除非伊朗、以色列或美国中的任意一方出现了非理性思维的混乱,否则短期国际油价波动就没有伊朗核危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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