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债务危机三个深层根源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地雷随时都可能踩响，而眼下意大利和法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又可能接踵而至，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攀也升至二战结束以来最高。评级机构穆迪的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了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则警告说，到2014年，二十国集团中的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8%。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是一天形成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是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问题。欧洲货币联盟是在1999年元旦成立的，初始成员有11个国家。货币统一之后，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实现统一，但货币和财政是联动的，当一国债务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利率和汇率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利率升高，货币贬值，但是现在整个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这就意味着当单个国家债务过高的时候，并不会引起利率的上升或是货币的贬值，也就是缺乏相应市场反应。现在唯一的反应就是国债收益率，而这是到了最后的危机时刻才出现，根本不能起到预警作用。
 
　　另外对于国家的危机，政府可以通过汇率和利率政策干预，比如日本的债务水平是最高的，日本政府可以通过“零利率”政策将债务一拖再拖，这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控制危机爆发的时间，给化解危机创造时间，但欧元区国家则不具备这种将危机往后拖的能力。还有，其他国家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可通过贬值本币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财政收入，渡过危机，但是现在的欧洲国家则已失去了这样的可能，因此希腊经济一直衰退但却无可奈何。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失去了利用货币政策来平抑经济波动的工具，因此只能*各自的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问题，这就加大了处理危机的难度。
 
　　其次是欧盟管理体制的问题。欧洲现在有以范龙佩(微博)为首的欧洲理事会，有以容克为首的欧元集团，也有以巴罗佐为首的欧盟委员会。但三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实权人物。欧盟是由其成员国的政府代表组成的，欧盟委员会没有获得充分的授权，并且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盟的整体利益不少地方存在非一致性。虽然法国与德国的共同行动有时可以填补行政领导力的空缺，但两国的共同行动会受到其责任感与合法性的制约。因此，欧盟没有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从目前的情况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不断恶化，是欧盟曾错失了一个机会，即在2009年他们未能果断解决银行危机，那时市场状况相对有利。如果希腊债务能在2010年上半年被重组，欧洲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从2010年5月起，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中，欧盟领导人显得十分迟钝，他们只能对危机的前一阶段而不是当前阶段、更不是下一阶段做出反应。
 
　　第三是政府滥用举债权。主权债务危机并非欧洲独有，也非现在才有，比如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发生过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并且出现过“倒账”的情况，日本的主权债务危机一旦爆发，将比以上所有国家更严重。研究发现，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多党制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而“欧猪五国”基本都是极端多党制。比如希腊本届议会产生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组成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众议院共有 6 个政党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有10个左右。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就越差，国家欠债也就越多。这是因为在多党制国家政府的欠债可以轻松留给下届政府，除非实在拖不过去了，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举债，比如在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却被上调了10次，几乎成为儿戏。
 
　　传统认为，高福利必然高负债，但世界实践证明，一国是否欠债，不在于这个国家福利有多高，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遵守财政纪律，高福利就要对应高税收，如果既要高福利，又不愿高税收，还不想欠债，世上哪有那么美的事！北欧那些公认的世界最好的福利国家，并没有欠债，挪威甚至还有大量财政盈余。相反的例子是欠下了一大堆债的美国和日本，但这两个国家都算不上福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