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欧元区财政联盟的代价

　　随着银行系统的崩溃，欧元区经济加速恶化已经在所难免，并且正在对欧洲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的混乱还要追溯到当初那个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年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初，人们普遍有这样的假设：在欧元诞生以前，各成员国的经济水平将趋向一致，并且有大体相同经济运行效率。为了确保这一假设得以实现，各国同意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并通过一个稳定和增长条约来确保各国实行合理的财政政策。然而，当欧元真正出现以后，这些合理的规定都被忽略了。
 
　　欧元诞生后，一些南欧国家对超低的利率喜出望外并开始大幅举债，而他们的公民同样对轻松到手的贷款欣喜若狂，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公民的融资行为给予限制，因为他们非常享受因此出现的繁荣景象。德国和法国也同样对债务超标的现象不闻不问，结果南欧国家的债务开始飙升，仅就债务本身就足以导致一场经济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是雪上加霜。
 
　　没人喜欢事后诸葛亮，可这就是事实，当初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就是因为我们预见到了这个体制存在的缺席。我们认为只有货币联盟而没有财政联盟是非常危险的，同时经济实力强劲的北欧国家和实力欠佳的南欧国家实现融合非常困难。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主张：如果加入欧元区，废除英镑，那么英国政府将缺少了一些关键的政策工具。就是这些原因促使我当年在马斯特里赫特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
 
　　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这就意味着威胁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的伙伴对此恼羞成怒，因为他们认为英国背信弃义。他们已经同意让英国成为欧洲统一市场的创始国，同时坚信货币融合和贸易融合必须相辅相成。尽管英国在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后暗示支持统一的货币，但是欧洲的伙伴仍然心神不宁，因为我们决定在1988年委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来帮助德洛尔委员会重新审视这个项目。最后的结果是，在欧元问题上，英国和他们利益存在冲突，因此引发了政策上的分歧。
 
　　正如我所说的，欧元区现在正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决策者们必须稳定欧元区的银行系统，准许希腊违约同时还要消除市场对其他国家违约的担忧。必须尽快达成与此相关的协议，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欧元的制度性缺陷仍然存在，德国仍然要和其他弱小的经济体绑在一种货币上，德国在欧元区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而其他国家仍将出现贸易赤字，这些都令人不安。
 
　　正常情况下，南欧国家应该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可是现在无法实现，因为这些国家同德法一起使用着统一的货币。由于他们不能将自己的货币贬值，因此就必须降低生活质量，并且通过改革来提高效率。这种现象将持续多年，同时伴随着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动荡。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种严酷的改变将无法接受。
 
　　最明显的就是对希腊产生的冲击，随着工资被削减、新税种出现以及旧的税率提高，人们必然陷入极度的恐惧。有人可能要问，既然这样，当初为什么同意希腊加入欧元区？希腊的加入再一次证明了当初欧元区创始人的愚蠢，法国一直坚持，不能对柏拉图的国家说不。也许是这样，但是现在欧洲人正在为经济上不合格的国家加入欧元区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长远来看，若要保护欧元区必须在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调整。要么成立一个财政联盟，要么货币联盟内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调节地区差异，要么让欧元区瘦身。最后一种选择实质上就是将希腊逐出欧元区，这样做将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现在还没有退出机制，希腊的将来将怎样，在随后出现的骚乱中，希腊的民主政治能否保存？
 
　　那么在货币联盟中转移支付呢？德国势必会反对，而且转移支付最终将被证实是无效率的制度。最终只留下财政联盟待选，这就要求更大程度的融合，最终实现一个欧元区联邦。尽管在经济上这样做是可行的，但是将出现极端的不民主现象，选民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疏远。
 
　　同时欧元区更大规模的融合势必会激怒欧盟的非欧元区成员，他们将在核心政策上同欧元区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还有可能和欧元区进行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早期成立财政联盟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原因。尽管财政联盟是大势所趋，但是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制定一个公正可实施的赤字控制法案，收取较为合理的企业所得税，同时推选一名欧元区的主席。
 
　　另外，非欧元区成员国不希望被边缘化，他们可能对欧元区提出的建议心存疑虑并设置更多的障碍。如果欧元区进一步的融合，并且政策步调更加一致，那么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也将结盟，结果就是，欧元区的深度融合将受到非欧元区国家的抵制，并且阻碍那些他们不能施加影响的政策通过。英国今后将不再孤单，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欧元区联邦将彻底改版欧洲，欧元区可能变得更加规范，而非欧元国家也将出现一个松散的联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国家将同非欧元区国家走的更近，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欧盟将和现在大不一样。
 
　　在英国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很多人正要求本国政府尽快脱离欧盟。这样的选择是非常极端的，其结果不是努力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抛在一边置之不理，这样做对英国有害无益，但是无论如何今后我们同欧盟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现在欧洲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