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美元周期再度搅动全球之际,人民币并没有“死扛”“硬扛”,而是灵活“迎战”。 人民币中间价11月28日终结三连跌,上调126点,报6.9042。知名外汇专家韩会师表示,虽然回落幅度不小,但没有出乎市场预料。根据中间价定价机制,周五和周一早盘国际市场美元指数持续下滑,从101.70上方快速跌至101附近,这就意味着在“在参考一篮子货币”原则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一定有下行压力。 事实上,受到美国总统大选“爆冷”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美元指数近期快速上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全球其他货币几乎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相比之下,在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后,人民币汇率指数走势已略显“硬气”。 就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11月27日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表态一样,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 易纲表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幅度相对大多数非美货币还是比较小的。10月份以来人民币相对一些主要货币是显著升值的。他强调,观察人民币汇率要采用一篮子货币视角,“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能够全面反映贸易品的国际比价,改回去单一盯住美元会使人民币汇率陷入僵化和超调的困境,并不可持续。” “硬气”的人民币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10月以来,发达经济体货币中,日元、欧元、瑞郎对美元分别贬值10.5%、5.8%和4.2%;新兴市场货币中,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墨西哥比索对美元分别贬值7.2%、6.5%和6.1%。相比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同期只贬值了3.5%,只有美元指数升幅的一半。 由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小,人民币10月以来相对一些主要货币是显著升值的。例如,在SDR(特别提款权)构成货币中,人民币对日元升值7.5%、对欧元升值2.5%、对英镑升值0.5%;在亚洲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新加坡元分别升值4.1%、3.3%和1.2%。 从长周期看,人民币也表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过去5年CFETS(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参考BI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以及对美元汇率分别升值10.9%、11%、4.4%和8.8%,过去10年分别升值28.3%、33.4%、28.4%和11.9%。 “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易纲11月27日通过媒体表示,近期美元上涨较快,反映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加快、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明显加快等美国国内因素。而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波动有所加大,主要是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美联储加息预期突然增强、英国“脱欧”、埃及磅自由浮动等外部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有些意外,资金回流美国推动美元指数迅速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新高,全球货币普遍对美元贬值,有的跌幅还比较大。下一步美元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不排除市场预期修正引发美元回调的可能。 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 易纲在答记者问中强调,观察人民币汇率要采用一篮子货币视角。 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应该参考一篮子货币。2005年汇改,2010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缓和后继续推进汇改,2015年8月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15年11月推出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都是按照这一既定的思路步步推进,“使参考一篮子货币更加透明、规则和可预期。”易纲说。 “影响一国汇率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与政治形势、经济走势、股市债市波动和市场预期变化等都有关系。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结构迥异、经济周期和利率政策取向不同步,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而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货币政策已出现收紧趋势,相应的汇率走势也难以趋同,盯住单一货币会积累超调的风险,后续的修正可能引起比较大的震动。而且,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反映一国商品和服务的综合竞争力,也更能发挥汇率调节进出口、投资及国际收支的作用。”易纲表示。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参考一篮子货币是人民币转向完全自由浮动这一最终目标的过渡,其中一个优点就是,一定程度上将人民币的波动和美元的不确定性相连,因此分化了贬值预期。换句话说,人民币不再跟美元绑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如果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会走弱,而当美元走弱的时候,人民币也会相应走强。 谢亚轩表示,这一轮人民币的贬值较“8·11”汇改及今年年初的速度和幅度都更大一些,但实际上市场的反应并没有此前激烈,很大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已经在逐渐接受这一新的汇率制度。 易纲表示,今年年中在英国“脱欧”、全球主要货币大幅震荡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表现出平稳走势,正是“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汇率形成机制顺利运转、取得成效的体现,未来人民币汇率完全有条件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当前汇率灵活非常重要。回顾美元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三次升值周期,头两次都导致了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主因是当时新兴国家汇率僵化,无论是拉美还是亚洲都对美元采取固定汇率。所以,美元强势时的压力会落在汇率机制僵化的国家。 彭文生表示,目前美元第三次进入一个大的升值周期,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增加汇率灵活性非常重要,“历史告诉我们,汇率要想扛,死扛、硬扛,最后都会出大问题。” 易纲指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200多个经济体都是中国直接或间接贸易伙伴,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能够全面反映贸易品的国际比价。中美贸易规模只占中国外贸规模的14%,且中美的经济周期也不一样,单一盯住美元会使人民币汇率陷入僵化和超调的困境,并不可持续。 外储合理充裕 仔细分析在此次美元升值过程中遭遇“血洗”的货币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美元债务沉重,经常账户又有逆差,外汇储备余额也不高。比如,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等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很容易受到美元波动带来的影响。 相比之下,尽管近期中国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仍高居全球首位,“是十分充足的。”易纲说。 外汇储备是观察汇率压力和汇率走向的重要指标。去年“8·11”汇改以来,外汇储备余额总共下降了4300亿美元左右。但大幅下降主要发生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此后的增减保持了相对稳定。 央行11月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2万亿美元,规模接近全球的30%,分别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沙特阿拉伯的2.6倍和5.7倍。 我国外汇储备今年1~10月规模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表示,我国外汇储备依然较为充裕,衡量基础性对外清偿能力的相关指标不降反升,防范国际收支危机(即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的能力较强。按照最新的外债数据计算,我国外汇储备相当于(本外币)短期外债的3.7倍,比2014年底的3倍显著提高,且远高于“不低于1倍”的国际警戒标准。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能够支付24个月的进口,高于2014年底23.5个月的水平,且远高于不低于3至4个月的国际警戒标准。 另一方面,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并非只有减少,没有补充。对外贸易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从外汇市场的情况来看,我国仍然在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结汇。 今年10月,我国货物贸易项下的结汇规模是834亿美元,也就是说出口企业在10月份向银行卖出了834亿美元。而这种情况并非孤立的。今年1~10月份,货物贸易项下的结汇总规模是8717亿美元。“这个规模是印度外汇储备的2.5倍,泰国外汇储备的5.1倍。”知名外汇专家韩会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此外,即便是在去年“8·11”汇改后,也就是人民币贬值预期最为强烈、全民购汇一度陷入疯狂的时候,8月货物贸易项下的结汇规模依旧达到了854亿美元。从2015年8月到2016年10月,货物贸易项下的企业结汇总额是1.32万亿美元。 今年1~10月,贸易项下的银行结售汇实现顺差1546亿美元。“为什么2016年外汇储备的下滑明显减速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在为资本外流添砖加瓦。”韩会师表示,我国目前仍然是资本管制国家,这确实对资本大规模外流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结汇支撑,单纯*资本管制是绝对无法降低外汇储备压力的。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非常充裕的,覆盖全部外债和六个月进口后还有充足的余量,况且近年来还有每年大约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12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金融媒介供应全社会的用汇需求。”易纲在答记者问中表示,谁也无法忽视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回升、体制机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出去的资本还是会回来的,“从过去20多年经历的几个经济周期看,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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